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docxVIP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内容摘要] 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作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域性的自主参与。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的选举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打算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会资本及其他因素在决定村民参与村级选举中的作用。资料取自笔者2001年在福建寿宁和厦门问卷调查的资料。一、相关理论与问题的提出尼和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尼和伏巴，1996：290）。不过，在不同的政体下，平民对政府的影响程度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政治参与一直被看作是与民主政体相联系的，选举则是参与的重要途径。在民主政治中，人民通过选举领导人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意愿，并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就中国的整体制度而言，高层政府官员并未实行直接选举，显然一般百姓无法像民主国家一样通过选举来表达意愿。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虽然也是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通常候选人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确定，而且参与投票的代表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在原有的体制中，选举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参与途径。但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的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一种有竞争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渠道。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那么，在村民对村级的选举参与中，社会资本是否起着一定的作用呢？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1970年代提出的。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每一个社会中，成员都可按占有的资本数量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赤裸裸地通过经济资本的占有来行使其特权，总是通过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形式。作为资本三种形式之一的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它与某团体会员制相联系。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联系的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参看赵延东，1998）。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 第二，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 1990:302）。科尔曼认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有了三种资本，一是由于人的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1，义务与期望，当某个人为他人提供了一定服务，并确信他人会为此对自己承担起特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2，信息网络，个体可以在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对自己行动有用的信息，这种社会关系就构成了社会资本；3，规范与有效惩罚，某个社区内的有效规范能够通过内在的或外在的惩罚，引导或制约人们的行动，从而成为对个人行动有影响的社会资本；4，权威关系，它为人们解决共同性问题提供帮助；5，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由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易于诱发人们“搭便车”，因此，它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投资。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人们从事其它有目的行动的“副产品”，只有特殊情况下才是行动者有意投资的产物（科尔曼，1990）。美国政治学者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