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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视域下的诗经“兴义”浅析-大学语文论文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诗经“兴义”浅析 ○李鹏飞 摘 要：首先分析了当代学者们对于诗经“兴义”的研究，并对其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接着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入手重新阐释诗经“兴义”，然后对比诗经“比义”和“兴义”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兴，本身是一种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在艺术创作中为一种初级的创作状态，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兴义”则是表现出一种原始思维下的简单的文学创作手法。 关键词 ：诗经 兴义 接受美学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自其出世起，就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春秋时期，文人解诗、说诗，《诗经》作为一种话语工具，在文人的生活中、在典籍的记载中屡见不鲜。对于《诗经》的研究更是经久不息，最早的《诗经》研究记载可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提到的“六诗”在《诗大序》中被称为“六义”。自此以往，《诗经》“六义”成为各大家研究的重点所在。而诗经“兴义”与“比义”的缠杂更使得诗经“兴义”变得模糊不堪：汉儒把“兴义”附在“比义”之上，刘勰“比”“兴”并举，直到宋代朱熹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才开始区分“比”与“兴”的不同含义。后代学者在研究诗经“兴义”的时候大多遵循朱熹此意。 本文拟就接受美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诗经“兴义”的内涵。 一、诗经“兴义”的当代研究 对于诗经“兴义”的专门研究文献，笔者能搜检到最早的是1980年程俊英的《略谈诗经兴的发展》。此篇文章中，对《诗经》的“兴义”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最终得出结论，兴义的发展到了后世成了“比兴”这一文学范畴。文中称“比和兴是分不开的，是一种手法，而不是两种手法。”“比兴”是诗歌创作中“比”和“兴”融合的最终产物，文中称“……由《诗经》的兴发展为后来的比兴，它的含义，是不包含发端，只有兼比义的兴才称为比兴，且含有寄托之意，成为形象思维与形象塑造的代称。”[1]在这里，他把“兴义”作为一种“起情”作用的笔法性质消解，而成为一种依附在“比义”之上的托物言志的一种寄托。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欠妥的，诗经“兴义”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作为诗歌文本写作的手法，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分享。正因为“兴义”的冗杂，使得其在诗歌文本呈现之中更多的和“比义”融契而成为“比义”的附庸，从而有了“比兴”一词。“比兴”中的“兴”只是“兴义”的一部分，而“兴义”的其它含义并不能从文本呈现中看到，所以，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切入来重新审视诗经“兴义”的内涵。 与程俊英同时代的学者李湘在其文章《“兴”义辨源》中通过对《诗经》兴诗本身的解读并结合历代对于诗经兴义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兴，在《诗经》这部特定的诗集中，乃是以每个诗章的立意构思为基础，以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事为步骤，从而造成意境和表达情思的一种方法。”[2]此看法对于“兴”义的理解还是从文本本身出发，但其已经脱离了如程俊英把“兴义”强加到“比义”之中的观点，从文章的立意出发，从意境论的观点出发，从而把“兴义”的解释提高了一个层次。 学者对于“兴义”的研究不止于对其本意的研究，还有学者对其源头进行了探究，其中徐元济在其文章《“兴”与原始思维》中，将《诗经》的“兴诗”与《周易》卦爻辞结合起来讨论，指出，“《周易》卦丈辞中的象占之辞（也称设象辞、示辞）相当于《诗经》兴体诗中的兴辞（兴句、“他物”），叙事之辞（也称记事辞、告辞）相当于中心辞（“所咏之辞”）。这种类似的结构形式,前人早已发现……《周易》卦丈辞与《诗经》兴体诗的相同的结构，是打开“兴”形成之谜的钥匙。”[3]最终，徐元济将“兴”的源头定义为原始思维。无独有偶，2003年杨述的文章《原始宗教——诗经兴象建构的观念平台》中也提到了原始思维对“兴”的影响，杨述从“兴”的“隐喻说”和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分析，认为《诗经》的大部分兴诗都带有原始宗教的观念痕迹。 当代学者叶嘉莹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她对于诗经六义的研究有自己的成果，她认为“兴是完全自然的感发，比是经过你自己的理性的安排。”[4]即是说，“兴”和“比”的差异在于，“兴”是一种由物及心的过程，即创作者看到物以后，内心引起触动而萌生出感情，从而进行创作；“比”是一种由心及物的过程，即创作者内心有郁结，将自己的郁结附加到物上，这里的“物”已经不单纯是自然景物，而更多的是创作者自己安排过的景物。这种说法显然超越了前人的分析。但仍存在己身的弊端，即将“兴”与“比”完全分割开，对于“兴义”的阐释有所缺憾。 综上所述，诚然，历史上研究者们对于诗经“兴义”的阐释已经多如牛毛，当代研究者们对于诗经“兴义”的研究热情度不是很高。但学界仍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