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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二元”与“现代侨易”——中德关系研究的文化史视角及学术史思考报告稿 （2009年6月17日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 叶隽 内容提要：关键词：、学术史、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 中德政治关系史。就政治关系史的研究来看，王守中的《德国侵略山东史》可谓是首开风气，此著勾勒了基本的德国对山东的侵略史，思路不外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而1990年代以来，系统性的中德关系史著作开始出现，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可谓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作者虽不通德语，但系统梳理了基本的历时性史实；而《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代表了分期史研究的成绩。进入新世纪，则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与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应该说，作为代表性著作，这几部书在资料方面下的功夫不少，马、陆两位利用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充分开掘中文的档案史料，做了很好的基础性工作；而陈仁霞则凸显出国际范围的多变视域，将日本纳入考察，展现出一种三角关系的面相，中、德、日、英文材料都能比较充分地利用，显示出一种新的可能。 但在这一领域里西方学者有一标志性的著作，这就是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部功力深厚、值得重视的力作。相比之下，我们似还未能超出。而在系统性的资料工作的整理和搜集方面，两位学者有重要的贡献，即德籍华人郭恒钰教授与德国学者罗梅君教授，尤其是后者。就主题来说，德国顾问团无疑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但这个方面显然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中德经济关系史。就经济关系史的研究而言，相对来说，反而很少重视，这倒真地是与我们这个经济时代不太相称。在这一领域，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台湾学者做出的，余文堂早在留德时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德中关系1860-1880》，其中较多涉及经济层面;此后他也出版了《中德早期贸易关系》等著作。乔伟、李喜所、刘晓琴著《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从德国大型军事企业克虏伯的在华活动入手，梳理史实，探讨其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这既是一个军事（政治）课题，当然也关乎经济、文化，因为克虏伯公司本身虽然明显应归入经济史的范畴，但其承担的政治史功用很明显。而其中的“文化活动”也同样引人注目，作者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强调“通过翻译克虏伯军事科技图书，互派科技人员，中国掌握了克虏伯的一些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研究专题并非是很明显的可以分类，即使是在大类区分如政治、经济、文化中也可看出彼此渗透的密切关联，更不用说在具体的领域，如文化关系中各子课题的相互交错了。 大量的商人其实值得探究，譬如我们这里提到的公司、商人、贸易等，都是可以具体开掘的个案研究的极好对象。实际上，在经济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始终与政治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如德璀琳、汉纳根等人，更是多重因子复合的最佳个案。 中德文化关系史。就汉语学界而言，系统讨论中德两国的文化关系的著作，我们似尚付阙如。但在具体的专题研究领域，我们则出现了一批颇为可喜的成果。本人的《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可以看作是一种从个案入手，但试图驾驭宏观的综合性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尝试。或许是这样一种策略更能表现作者的学术史自觉，一方面是在具体的研究专题上尽量铺展细微的根据地，做到有所推进；同时努力寻求一种宏观意识的个案展现，所谓“以小见大”。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继续深入进行文化关系史的具体领域的研究，诸如文学、教育、思想、学术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关注以文化视角为中心的整体性中德关系的建构和意识。 1、中德文学关系史。卫茂平的研究工作值得重视，就学术史来看，陈铨首开风气，值得充分肯定。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德文学关系颇为关注。卫茂平系统梳理德语文学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汉译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吴晓樵则钩沉中德文学关系的很多掌故故实，其《中德文学因缘》虽非严谨的学术专著，但也勾勒了不少线索；范劲则试图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并且将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文学。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讨论的虽以美学问题为主，但也可纳入广义的现代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范畴，他显然更强调德国文化的哲思背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比较而言，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更多的是以其独特的思想性见长并因此而受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