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的兴盛与式微 图.docVIP

新加坡模式的兴盛与式微 图 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扼守马六甲咽喉要道的新加坡充分把握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的机遇，成为亚洲第一批“吃螃蟹”者，取得丰硕的经济回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模式”的欣欣向荣，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一直以来，新加坡模式都是快速发展和奇迹的代名词。新加坡借助天然区位优势与本国历史特点，自1965年独立以来，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包括引入制造业、吸引外资、发展转口贸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从以前一个破败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运筹帷幄，而随着强人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新加坡的光芒也似乎渐渐淡去。“新加坡模式”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的新加坡如同被上天抛弃的孩童，不仅受困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工业基础薄弱等内在因素，还要面对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成为新加坡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新加坡无疑也要面对到底是采用“苏联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的选择题。对于这个看上去是二选一的问题，新加坡年轻的掌舵人李光耀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即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加坡模式”。概括“新加坡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实用主义或称功利主义的执政方针。这也是李光耀执政的最大特点。在意识形态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李光耀不拘泥于某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关注“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200万新加坡人的生计”。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使得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像很多新近独立的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其次是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中美建交之初，新加坡敏锐地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迅速以“亲美知华”的优势，扮演了中美交往桥梁和平台的角色，借助美国的强大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而获得快速发展。再次是善于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建国之初向以色列学习全民兵役制度，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向日本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都使得新加坡能够少走弯路，迅速腾飞。最后是引进外资，发展转港贸易和石油集散中心以及进行来料加工。新加坡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体制。这在当时曾饱受非议，但后来事实证明，李光耀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为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福祉。　新加坡政府的金融资产有三个去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淡马锡、GIC。 　　淡马锡在爪哇语中是“海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古称。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的国有控股资本公司，新加坡财政部拥有其100%的股权，是一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的政府投资公司。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淡马锡的投资涉及45家公司，投资组合净值2660亿新元（约合13060.6亿元人民币），是新加坡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宰者。可以说，淡马锡集监管和投资于一身，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GIC则是一家国有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GIC的工作职责是帮助政府管理资产，但是资产的所有权都归政府，通俗地说就是帮政府打工，在长期内以较好的收益来保证外汇储备的购买能力。GIC一直被称为“亚洲最大与最神秘的投资者”，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千亿美元，其规模与巴菲特掌管的投资帝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相当。 　　虽然同为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但淡马锡与GIC仍然有很多区别。在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淡马锡和GIC是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两个国有企业，但根据新加坡宪法，淡马锡的董事会成员变动、首席执行官变动和储备金的动用需要新加坡总统批准；GIC则仅在董事会成员变动时需要总统批准。在运营模式方面，淡马锡进行商业化运作，追求利润，正常纳税并向股东分红，其财务状况也由会计师审计；GIC则受托管理政府的大部分金融资产，并不对这些资产拥有所有权，只是收取管理费用，GIC的财务状况通常由总统任命的总审计师审计。在投资目的方面，淡马锡看重高回报，因此更愿意承担高风险性的投资，而GIC的投资目的不单纯为了盈利，还在于保持外汇的价值，因而GIC会涉及各种资产种类的合理配置以降低风险，其大部分投资都是在公共市场交易的股票、证券和货币，仅有小部分在私募股权和房地产。在投资地域方面，淡马锡的投资有30%左右在本土，对新加坡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保持控股，GIC则管理着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全部投资都在海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光耀已经成了“新加坡模式”的代言人，甚至就是“新加坡模式”本身。除他之外，没有人具备同等级别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因此，2015年李光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