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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与东亚历史中建构世界 作者:韩毓海 中国人被称为历史的民族。但是，在1837年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却认为：世界史尽管开始于东方，但东方人却对历史没有“自觉”。因此他说：亚洲和东方的历史只有放在西方的精神－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解释、说明和评价。 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大都是在西方精神－意识形态——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叙述的。而中国和亚洲可以被“恩准”进入这种世界史叙述中，起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漫长的中国古代、中古和近世必须仅仅被叙述为“死去的文明”，因而只有在博物馆里陈列、供人鉴赏的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这就是所谓汉学的一般态度）。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开始的漫长的中国革命，也必须被视为历史的变态和变异，即仅仅被视为东方无组织性的表征、亚洲无政府主义动乱的延续。于是，在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所把持的历史叙述中，中国的历史竟然只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所谓“拨乱反正”、“走向世界”、“人的觉醒”、“大国的崛起”等等叙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全盘隔断历史为前提和代价的。 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正视鲁迅曾经的质疑：“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力了吗？”鲁迅这里所谓的“自信力”，其实就是指对于自己历史的自觉，也就是指连贯地叙述自己的历史的能力，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如何重新叙述被隔断的历史，如何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叙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一步——则是如何从亚洲和中国出发，形成一个中国和亚洲视野里的世界史。 在中国史学界回避这一问题的时候，邻国东瀛的滨下武志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却在竭力建立这样一种中国和亚洲视野的世界史。滨下教授开创性地、绵密而深刻地叙述了自16世纪以来漫长的500年间，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以其挥汗如雨的劳动、不畏惊涛骇浪的远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持续和平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富裕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体系之持续奋斗。其对上述千百万人持续之奋斗的动人描述，特别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展的方式，创造经济繁荣的朝贡贸易体制的再阐释，使得他的研究可开辟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 滨下先生的师长，日本东洋史学的前辈，已故宫崎市定教授曾有过著名论断：东洋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进入了近世，比西洋要早3个世纪左右，而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的冶铁业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早在唐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就联合开辟了从中国经南洋、西洋到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一贸易线路，在中国唐代学者贾耽和阿巴斯王朝学者的著作中，都有细致的描述，也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铁和煤冶炼的技术传到了欧洲，元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铁和铁制品。正像那些在学术和思想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一样，宫崎往往将他伟大的智慧转化为深刻、幽默的叙述——例如他这样说：飞机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空中停下来，而航海得以扩展的前提就是船可以停下来，使得船能够停下来的就是锚，但如果没有冶炼巨型铁锚的技术，不必说发现新大陆，就是远航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西洋最大的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新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新世界发现了银，西洋最大的幸运，乃是因为在这些之前，有一个把银作为交换手段的先进经济体已经存在于那里了，这个先进的经济体，就是东洋。 这种日本东洋史学的亚洲意识，也体现在滨下教授新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之中：“从欧洲的角度被称为伟大航海的时代，如果从其他贸易圈来看，可以将欧洲人到达亚洲，视为利用了亚洲的贸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所开辟的伟大航线”。但是，当哥伦布、达伽马这些海盗分子在世界史上浪得虚名的同时，如贾耽这样的学者，以及无数冲破惊涛骇浪远航世界的普通亚洲水手却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消失了。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核心是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和金融的积累，拒绝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德里达曾经说，历史学家从事的，乃是召唤幽灵的工作，而滨下教授的工作正是把历史的幽灵重新召唤出来。 关于白银在16世纪以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最为通俗的解释，大概要归功于以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教授的《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亦代表着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叙述的史学创造），其中，弗兰克教授的研究最鲜明地涉及白银问题，即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如何借助美洲白银而驱动一个世界经济——但是，只有对照弗兰克这种粗线条的研究，我们才能发现滨下教授的著作，特别是这本新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内容的深刻、丰富性。这种深刻、丰富性起码表现为四点： 第一，弗兰克没有叙述白银作为货币和资本在亚洲和中国被确立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他没有揭示出白银与铜钱、钞票、布帛、黄金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正如滨下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