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docVIP

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 ? 1851年发难的太平天国，其冲击波及到中国的18个省，全盛时期几乎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太平军兵力超过了一百万。但是，兵祸13年，数千万人为此丧生，大清朝却没有亡。相比之下，1911年猝发的武昌起义，事起仓促，领导无方;可是，事态却出乎意料地形成燃湖之势，23个省中起兵响应并宣布独立的，50天内就有14个，随后袁世凯见风使舵，大清朝随即灭亡。 人们通常用“气数未尽”和“气数已尽”来解释大清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中的命运，可是，“气数”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曾国藩对主子不谋叛逆，而袁世凯却对主子出尔反尔?“气数”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本文将对大清灭亡原因的一个通俗版本进行剖析，然后引入“统治能力/统治成本”的“统治商数论”分析框架，最后对清政权和君主政权的灭亡原因提出一种新解读。 1，清朝灭亡的十大原因 清朝及民国史通俗作家金满楼先生，在陆续发表了《晚清帝国回忆录》、《向康熙学习》、《晚清的最后十年》、《大清野史之谜》、《女人当国》、《这才是晚清》、《北洋野史》等作品之后，2011年6月又推出了《辛亥残梦：帝国崩溃的前夜》一书，并在该书的“余论”总结了清朝覆亡的“十大教训”或“十大原因”。 金先生首先认为，将革命的爆发与清朝的覆灭归因于“种族专制”和“腐败无能”，同将危楼的倒塌归因于暴风雨一样是皮相之说。在他总结的“十大原因”中，“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导致王朝倾覆”居首位。急功近利指的是在甲午战败及庚子之乱后，清廷为挽救王朝，冒然由低成本、低效率的“小政府”向高成本、高风险的“大政府”的转型，其在编练新军、教育改革、官制改革、地方自治乃至宪政改革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各项举措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难以为继。用清史总撰缪荃孙(1844—1919)的话说：“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转型过急、变政召乱)。 “利益分配机制错位，一方利益受损且缺乏对话机制”是第二个原因。朝廷财税收入的过快增长、滥印铜元带来的通货膨胀伤害、与民争利的“铁路国有化”政策，使新政本身成为民怨的主要来源(利益错位、民怨新政)。 第三个原因是“废科举仓促而无补救，丧失授官权无疑自废武功”。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是体制上的自我摧毁(1902年新型学校出现，因为跟科举制度不接轨老百姓不愿接受，慈禧采纳了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废除了科举)。科举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选官制度，是朝廷联接知识分子的利益机制和忠诚机制。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一旦残缺，现存体制与意识形态对新生知识分子便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更加剧了与朝廷的对立。后科举时代的无格可依，也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错废科举、自毁长城)。 第四个原因是“年轻人没有出路，因年轻人不满而推翻王朝”。科举废除后不过5年，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增至156万，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因“读书做官”的终结而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官场裙带、派系权争以及1911 年5月“皇族内阁”的表演，进一步引发了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经济机会落后于教育发展，对前途的绝望，都增加了人们对社会的怨愤，催生了“求变、速变”的念头(愤青无为、绝望求变)。 第五个原因是“激进思潮不可取，非理性的情绪未能得到合理的疏导”。 在清末危机深重、改良无望的情况下，革命思潮异军突起。实行新政后的清廷已经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但清朝的覆灭，问题不是走得太慢，反而是因为走得太快。甲午的失败，不是器物方向的错误而是速度、规模与效率的失败，这不是用制度变革即可取代完成的任务(金先生这里的“效率失败不能通过制度变革纠正”与前述的“低效率小政府”观点相矛盾)。清末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报刊杂志大多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清廷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的舆论环境显然未尽了解(改良无望、舆论失控)。 第六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历史偶然性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陷入了“冲击-危机-改革-停滞”的怪圈，直到庚子年内外危机总爆发和日本胜俄，慈禧才终于下决心改弦更张。清廷实则是被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两个重大危机事件的叠加效应所颠覆，湖广总督瑞澂与统制张彪仓皇逃命，清廷的所用非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早在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国丧期间，安庆新军起义就被安徽巡抚朱家宝镇压。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及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也没有成功。可见清廷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动摇了人心，加上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攻守之势已变(所用非人、人心动摇)。 第七个原因是“军队的失控及其职能的倒转”。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新兴力量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即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叛变。在辛亥年中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