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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学中的理解与阐释 查尔斯·泰勒 徐英瑾 译 ? 我认为，那关于如何在涉及到人的诸种科学中遵从规则与进行阐释活动的争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对于一种充分的阐释性说明来说，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理解。为了去捍卫一种能够严肃对待行动者自己的社会科学，温奇[1]曾经采用了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讨论进路，即“遵从规则”。但温奇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了，这个做法其实是将我们引上了一条令人绝望的死路——如果我们真的踏上了这条不归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期望去使用那个正在被我们研究的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来构建我们自己的阐释性说明。举个例子吧：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类似于我们的社会阐释之实践的原始社会的话，那么用这个社会的语言去构建我们的阐释性说明，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此，由上述问题所引发的争端便成为了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要坚持去理解行动者们依据其自己的方式所做出的事情的话，那么这种坚持是否会将我们引上这条绝路，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会将我们引上这条绝路？至于这条不归路本身的特征，则可以通过下述两个彼此关联的需要来加以刻划：（1）社会阐释之语言，应当就是（或至少应当包括）当事人[agent]自身的语言；（2）当事人的自我理解应当被视为不可修正的。 那么，温奇本人是否真地踏上了通过接受上述两项要求而形成的这条绝路呢？这一点决不能说已经被搞清楚了。我认为，如何细致分析温奇所写下的东西，至少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在我们的讨论中，由这条路所呈现出的这种理论立场，的确已经与温奇的大名联系在一起了。为了避免由这种联系所可能导致的不愉快场面，我更乐意将由接受上述两项要求而形成的这一立场称为“俚俗的维特根斯坦”（或简称为俗维）。“俚俗的”这个提法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另一个问题的回避，即俗维的观点是否能被恰当地归为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观点。 ? Ⅰ ? 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个需要我们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描述的例子。我们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的症结：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为“人类理解”的理解——当我们说什么“我发现他不可理喻”、“最后我理解了他为什么持续地忙碌着”、“最后我们达到了相互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得乞灵于这种“人类理解”。[2] 当我们将某个人作为一个人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得具有这种理解或想法。 如果我们再去考虑一下下面的情形的话，我们便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这里的讨论所牵涉到的东西了。让我们反思一下理解一个人的过程吧。这种理解是超越于前理解阶段的（在前理解阶段中，我们仅仅知道如何与被理解者达到共鸣），且我们亦试图去系统地阐说这种理解——另外，这种理解所涉及到的东西，是能够提供为了充分定义被理解者的世界而必需的意愿特征的。当我了解了一个人的情绪与抱负的时候，当我直接通过他本人或通过其他人了解到他敬重什么、轻鄙什么、渴望什么、厌恶什么的时候，我就渐渐理解了这个人。能够系统地阐说出这种理解活动，其实就是能够去正确地提供出被理解者以其自己的方式所提供出来的、为这种阐说所需要的那些特征刻划。比如，假设他敬重的是那些浑然一体的人，那么去理解他，就一定得先去正确地给出他赋予“浑然一体”这个概念的涵义。 在这儿，我谈的是较为明晰的理解，因此上面这个自然段的讨论看上去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很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我只是在前理解的意义上理解了他，也就是说，我已经意识到了到底是什么使他忙忙碌碌的，而且，他与我都意识到我们是 “处在同一波长上”的（我和他想的一样）——尽管他与我都没有系统地阐说出作为我们互相理解的基础的那些爱呀、恨呀、抱负呀、敬重呀，等等。然而笔者的主张却是：当我了解了你时，要对于我所理解的东西作一番系统的阐述，就需要我能够去把握你自己心知肚明地使用的那些意愿特征——另外，如果你已经对你的爱呀、恨呀、抱负呀、敬重呀等等作了一番更具反思性的阐述的话，那么我还要去把握你在这种情况下所运用的东西。 因此，现在就出现了针对科学的问题。我们附加给我们的行为以许多意愿特征，以使得我们自己更容易被理解。这些特征词有“正义的”、“仁慈的”、“慷慨的”，等等。还有一些特征刻划被施加给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浑然一体的”、“被满足的”、“专心致志的”、“脱离幻想的”；还有一些否定性的特征刻划，比如“支离破碎的”、“错误的”、“空虚的”、“肤浅的”，等等。在通常所设想的科学论述中，上面所说的这些其实是提出了两个难题以作为科学论述的候选问题： 其一，这些词不可能以一种毫无问题的方式而在主体际间得到有效化。一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是浑然一体的，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是脱离幻想的，这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会遭致无休止的阐释性争论的话题。再者，我们还倾向于相信：为了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