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程史研究对于课程研究我们可以用一个井字来表示井字的两.DOC

中国课程史研究 对于课程研究我们可以用一个井字来表示：“井”字的两条横线上半部分理解为古代课程，中间那部分理解为近代课程，下面那部分理解为现代课程；竖线的左半部分看作中国，右半部分看作西方。中国的古代课程、近代课程、现代课程，西方的古代课程、近代课程、近代课程，只要把这六部分搞清楚，整个课程的发展史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古代课程（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无从考究，但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课程设置上没有专门的分科；2、课程内容多为伦理道德教育；3、“劳心”和“劳力”相分离，课程内容脱离生产劳动；4、课程安排上是单科独进，即学完这门课再学另一门课，不是现在的齐头并进；5、对学生的学龄、学业、年限没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近代课程以第一个正规学制为临界点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解： 一、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 这段时期的课程发展我们可以从1、早期传教士创立的教会学校；2、清政府创办的洋务学堂；3、维新变法时期改革的书院和兴起的学校窥见一斑。 （一）早期教会学校的课程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是井底观天，那末，早期教会学校（及其教会文化机构）可以说就是那个井口。 早期教会学校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鸦片战争前和鸦片战争后。鸦片战争前的教会学校多在沿海地区，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一般是十几个学生或几十个学生，多为小学程度，有的附设于教堂之内，招收对象是穷苦子弟，免收学费，甚至以提供食宿来吸引学生，对我国的影响还不大。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外国传教士借助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纷纷在我国办起了教会学校。其中以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和美国监理公会林乐知1881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书院最具代表性。这个时期的教会学校课程设置主要有：1、宗教课程。如天道溯源、天路历程、救市之妙等；2、儒家课程。如诗经、礼记、易经等。3、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程。如化学、动植物学、格物：声化电地石学等。 1、早期教会学校课程的特点 （1）从“斥儒”到“融儒” 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各地遭到各阶层的反对，“教案”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孔子的势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因为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特别是它的“入世”的观念，几千年来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在中国，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尽管鬼神观念和崇拜习俗相当普遍，然而民间信仰正统宗教的只占少数。儒学尚且没有在中国形成“国教”，更何况西方的基督教呢？封建统治者需要儒学来维系自己的统治；被统治者则长期受到儒学的约束，他们都不可能脱离儒教加入耶教。于是外国传教士懂得，要想在中国立足，就不能不“入乡随俗”，他们对儒家思想作了一些妥协，其表现有三：一是用儒家经典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据；二是篡改儒学，来附会基督教义；三是按照封建士大夫的心理要求来阐述基督教义，以减弱士大夫对异教的反感。总之，是从“耶稣或孔子”变为“耶稣加孔子”；从二者的对立变为二者的糅合；从“斥儒”到“融儒”。 （2）对外国语课程的分歧 早期传教士对教会学校是否设置外国语课程产生了分歧，在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进行外语教学并没有大的分歧，但在全国范围的教诲学校设置外语课程大家产生了不同意见。山东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反对意见最为强烈，他认为：掌握了英语的学生可以在社会上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容易脱离教会的控制。学习英语还会分散学生的精力，使学生失去“宗教特点”。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英语教学在教会学校里越来越普遍了（大学里尤其如此），基本上成为教师讲课通用的语言。传教士虽然在英语课程设置上存在分歧，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英语学习乃是作为吸引中国学生的香饵。如果学生到我们学校念英文，他们也不得不念其他科目，这些科目在不知不觉中比英语科目更为重要。教给学生宗教的知识是我们学习最终的目的。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由此可见，教不教授英语其最终目的都是用宗教知识来麻痹学生。 （3）教会学校的西学课程 传教士在教会学校设置西方的科学课程并非出于自觉自愿，其原因有二，为了引诱一批中国士大夫，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逐渐增多的资本输出，越来越需要一批懂得科学技术和工商知识的人才，西学课程就这样应运而生。教会学习开设西学课程并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才，二是为了维系其统治地位，具体有：1、企图说明科学是源于基督教，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皈依基督教；2、企图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来培养他们的知识干部，来取代旧式士大夫在中国的统治地位；3、企图通过传播西学，来控制西学、垄断西学，以防止其它力量利用科学的力量来反对基督教。 2、早期教会学校课程的评价 早期教会学校设置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