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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阳的书户与书坊-cuhk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6 – January 2018
明代建陽的書戶與書坊*
李子歸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明代是中國印刷書發展的關鍵時期,書籍需求增長,刻印成本降低。在明代中後期
印刷書逐漸普及的過程中,建陽縣刻書業發揮了不容小覷的作用。建陽縣地處閩北
建寧府,宋代以來素有「圖書之府」的美譽,更是明代印刷書生產的重鎮。當地刻書
業發達,不僅刻印書籍數量眾多,商業書坊也不少,歷來為學者所重視。1 研究者多
關注建陽書坊在明代中後期商業發展中的表現,較少討論其制度背景。建陽刻書業
在明初刻書業普遍衰落時,仍然相當活躍。《明實錄》載,宣德四年(1428),「衍聖公
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上曰:『福建
鬻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購,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其能慎。其令有司依
2 山東孔府置書,不到臨近的江南,而要遠道南
時直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下福建,可見十五世紀初福建的刻書業勝過江南。明末顧炎武(1613–1682)記載:
3 明初各地刻書活動普遍
「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
衰退,相對而言建陽刻書業仍然活躍,其中隱含的社會背景和制度因素以及變化的
動態過程,值得深入探討。4
二十世紀以來,學者積累了大量關於建陽刻書業的史料及成果。張秀民在1979
年發表〈明代印書最多的建寧書坊〉一文,指出明代建陽出版總數占全國出版首位,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批評指導。
1
1989 348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頁 。
2 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宣宗實錄》,卷五十,頁四下,宣德四年正月戊辰條。本文所用《明
實錄》均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臺北,1962–1968年),《明實錄》正文據國
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校勘記黃彰健撰。《禮部志稿》也記載此事,見林堯俞
等(纂)、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
淵閣本,1987年),卷九四〈資給衍聖公市書籍〉,頁十八上至十八下。
3 顧炎武:《亭林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年),卷二〈鈔書自序〉,頁六上。
4
12 13
井上進以「出版之冬」和「冬季的結束」分別作為專著中第 章和第 章的標題,來說明明
代初年出版業的持續低迷。參見井上進(著)、李俄憲(譯):《中國出版文化史》(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127–43 。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6 – January 2018
24 李子歸
從明刊本牌記及公私藏書目錄中考證出了建寧四十七家書坊,其後在《中國印刷史》
5 方彥壽對宋元明清建陽刻書業有最細
中增訂為八十四家,這些書坊大多在建陽縣。
緻的長時段考訂,強調宋代朱熹及其師友門人在建陽一帶的講學活動,刺激了當地
刻書業的發展。6 近來,中外學者逐漸將研究焦點轉向討論社會文化影響,不再局限
於版本考訂。井上進指出,明代初年刻書業發展不平衡,王府官司刻書基本和一般
士人無緣,只有福建的民間出版活動較為活躍。賈晉珠(Lucille Chia )蒐集了從宋代
至清代兩千多種建陽刊本,發現明代的近一千七百種刊本中,僅有十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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