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造钱术.docVIP

洪秀全的造钱术 洪秀全是很喜欢钱的。癸好三年（1853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当年年底，他“旨准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里，就印上了后来某个阶段被正统史学家们推崇备至的“有钱同使”字样。 不过各方记载都表明，1853年太平天国并未发行自己的货币，“有钱”是决计谈不上的，至于“同使”，大约成书于1855年的《金陵省难纪略》中说，天京时代的太平军普通官兵，私人财产超过金一两、银五两就要治罪，而稍早（1853-1854年期间成书）的《金陵癸甲纪事略》则将私人藏金银“红线”记为金一两、银十两，可见普通官兵允许持有的钱财数量极少、且越来越少，所谓“同使”，其实不过是“同不使”罢了。 第二年，也就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洪秀全的造钱大计取得重大突破，尽管有些幸灾乐祸的清方文人称，太平天国造钱“屡造屡败”，但那无非想借此影射洪秀全“江山打不通”，并非事实，当时暗藏在天京城内、太平天国各衙署中的一些清方文人，如张汝南、张晓秋等都说，太平天国在这一年造出了铜钱，造钱的作坊，张汝南说在朝天宫所在地冶山，而其它记载都说在评事街江西会馆。冶山这一时期是太平天国的“红粉衙”（火药库），很难想象需要高温明火的造钱作坊会和火药库做邻居，所以大约“评事街说”是对的。 张晓秋记载，太平天国所造的铜钱周郭厚重，颜色赤红，很像当时越南制造的铜钱，一些对有色金属有研究的朋友任务，这是因为太平天国使用的铸钱用铜含硫、铁等杂质较多。太平天国所能获得的铜除了缴获、劫掠来的铜器、佛像外，当主要来自皖南和江西一带，这一带的铜伴生矿较多，如冶炼技术不过关，含有较多杂质是很正常的。 看见过太平天国铜钱的人为数不少，如曾常驻天京的英国公使馆翻译富礼赐，就曾先后见过太平天国的铜钱、银钱和金钱（都是圆形方孔的旧铜钱形制），还有一些外国人见过太平天国的大花钱和小花钱。不仅如此，前中期和后期都有人看见过太平天国铜钱，如1855-1856年湖南安化底层书生李汝昭就在太平天国从未到过的家乡集市上看见“太平钱”（太平天国铸造的铜钱），1860-1863年苏南常熟、苏州等地，也屡有“见太平钱行事”的记载，甚至太平天国覆灭后，还经常有商人发现，收到的铜钱中夹杂有零星的“太平钱”。直到今日，正面阳文直读“太平天国”、背面横列“圣宝”二字的太平天国小铜钱，也是邮币卡市场上不太难淘到的大路货，不太挑品相的话，有时几十元就能买回一枚，可见当时的数量是颇不少的。 洪秀全对臣子们造钱的业绩看来是很满意的。这具体体现在负责铸钱官员的级别变化上。 最初按照《金陵杂记》记载，太平天国设正铸钱、副铸钱，职同总制；但不久后便扩容、升级，《贼情汇纂》中“铸钱匠”的数量已变成四人，级别则升了两级，成为职同指挥。此时尚是前期，指挥还属“高干”，这四位“铸钱匠”当然不会是一线的铸钱工人，和他们排列在同一级别的，是太平天国负责各具体事务的正、副典官（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也在这一级内），很显然，“铸钱匠”其实是负责管理铸钱业务的“典铸钱”，按太平天国制度，应该有正、又正、副、又副，正好是四人。很显然，造钱机关的“档次”已经上去了不少。 后期造钱机关的档次上得就更高了。 曾国藩幕僚王定安所记、被许多旁证证明颇为翔实的《贼酋名号谱》中，挂名“殿前正、又正、副、又副总铸宝（造钱）”的，是唐王洪瑭元、同王洪（左王右同）元、次王洪锦元、定王洪钰元，这四人中，唐王、同王是洪秀全长兄信王洪仁发的儿子，次王、定王则是洪秀全次兄勇王洪仁达的儿子，地位均十分崇高，甚至远在大名鼎鼎的洪仁玕、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之上。当然，这几位“总铸宝”都只有十多岁甚至不到十岁，既不可能当铸钱师傅，也不太可能当作坊监工，无非是个“挂职锻炼”的性质。但造钱这项业务居然能让“王子王孙”屈尊挂职，其在洪秀全心目中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洪秀全造钱来做什么？ 后期江浙书生、商人多有在市场上看见“太平钱”的，《庚申避难日记》甚至说，1863年夏、秋之交，常熟市场上看见“甚多”的“太平钱”，可同样是这本日记，在记载同一时期太平天国在常熟西北乡赋税情况时，所记的却都是制钱、纹银；目前保留下来1855年安徽桐城缴纳田赋的执照显示，这一时期安徽征收田赋，征的是纹银；后期嘉兴、石门等地则征收纹银、银元或制钱；1860-1863年江苏常熟、浙江海宁征收“店凭钱”（工商营业执照），要的是银元、制钱（其中《庚申避难日记》就说常熟“店凭钱”是每户银元两块半）；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太平天国海关征收关税，收的是银元；《盛川稗乘》说后期盛泽关卡征收绸缎交易税，收的是纹银；《庚癸纪略》说1860-1861年期间太平天国设在吴江夹浦的海关，关税以纹银征收计算，每天收入以几千两计；太平天国贯彻始终的一项制度——门牌，所收的手续费——门牌捐，目前记载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