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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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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张显伟1,马秋云2 (1.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往往青睐制度外非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长远看这一选择偏好极具社会危害性,它不利于正式机制自身的完善发展,有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及升级版打造,无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法治建设水准的进步提升,损害了中国—东盟商贸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扭转这一选择倾向,必须在贸易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做出应对,构建理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纠纷;纠纷解决机制;选择偏好;对策 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4)10-0036-06 收稿日期:2014-07-08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研究项目(13SF B5037);中国—东盟研究中心项目(KT201302);中国—东盟研究中心项目(TD201301) 作者简介:张显伟(1969-),男,山东微山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马秋云(1967-),女,广西桂平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师。 一、研究背景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特征与明显趋向。近10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潮流。 在经历了严峻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后,2001年中国与东盟率先开始了自贸区谈判,开启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性进程。从2 0 05年至20 09年,中国与东盟先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20 0 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宣布相互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在此之后,特别是随着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领域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双方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双边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增长。中国与东盟在2009年签署的《投资协议》也已经按照协议的规定全面生效。 《投资协议》的顺利实施,为东盟国家与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和开放的投资环境,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投资增长。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中国—东盟自贸区)宣布正式成立。 2013年9月3日,李克强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宣布,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中方将坚定不移地把东盟国家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不移地深化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李克强在2013年10月9日举行的第十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国与东盟要以长远眼光看待彼此的关系,凝聚两点政治共识和7个领域合作,使今后10年双方合作朝着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方向发展。概括起来,也可以称之为“2+7”合作框架。在此次会议上,李克强详细描绘了“钻石十年”蓝图,并特别提出了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的愿景。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商贸往来会更加频繁,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愈益加快。 毋容置疑,在多元主体活跃日愈频繁的中国涉东盟商贸交往过程中,各种潜在的摩擦和争端必将不可避免地增多。这些纠纷若得不到妥善、有效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商贸经营者的交易成本与投资信心,进而影响到自贸区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乃至对整个自贸区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各国均在其制度框架内构建了诉讼、仲裁等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各主权国家大多数是《联合国商事仲裁示范法》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一旦商贸经营者间发生了商贸纠纷,也可以选择国际社会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解决。 为了切实考察正式设置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是否在自贸区商贸纠纷解决的实践中真正运作起来、发挥其制度功效以及其功效发挥的情况,探寻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有何偏好、这一偏好有何深层次的危害性以及如何经由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性建构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等的答案,本文以广西涉东盟商贸纠纷的实际解决为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实地调研与理论思考,意图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科学建构尽绵薄之力。 二、中国—东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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