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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沿海发达城市市民媒介选择” 研究简介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深度普及，一个崭新的虚拟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社会正向我们洞开。作为一种典型的“泛媒介”，互联网具备整合各种媒体特质并提供全向度沟通环境的能力，出自技术基因的本能，它似乎在催生和创造一个去中心的、平等的信息空间。但也正因如此，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相继出现了，并且，它在公众意见模式、文化与社会观念模式、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经济模式等方面都催生着重大的革命。作为网络传播学术而言，最为重要的研究母题是：中国的网络用户处在何种虚拟生存状态下？他们的媒介选择偏好如何形成并对社会生活有何影响？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2009年7月―11月在天津、上海、广州三地展开了《新媒体与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介选择》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核心问题有：1、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新媒体使用现状如何；2、促发市民使用新媒体的内在动机和宏观社会机制是什么；3、市民的新媒体使用，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何种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新媒体”尚无公认和统一的界定，因此，课题组从“数字化”和“交互性”这两个新媒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出发，将调查的范围集中在互联网和手机这两种日常使用最为广泛的媒体之上。由此出发，调查问卷囊括了互联网基本使用情况、电子商务与网上交易、网络政治、网络文化、网络人际交往和手机使用情况这六大部分（以及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重点选择了沿海“三大经济圈”的代表性城市，对这些城市居民中的互联网和手机使用者进行了大样本电话调查。我国的三大经济圈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由周边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城市群构成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及以北京、天津、唐山、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等城市构成的环渤海（京津唐）城市经济圈。从地理意义上来说，这三大经济圈均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纵跨我国南北海岸线，辐射了几乎所有的沿海城市，这与课题组需要界定的“沿海发达城市”这一概念中的“沿海”和“发达”恰相吻合。因此，我们将沿海城市以经济圈为单位划分为三个群体，并从这三个整群中抽取合适的城市样本（天津、广州、上海）作为调查对象。 　　课题组使用电话号码本对三城市进行了抽样。具体抽样方法如下：1、从上述三大城市的黄页电话号码簿中获得各城市居委会、派出所的电话局号；2、按照各城市电话号码位数（n）与电话局号位数（m）之差（n-m），由计算机生成0-10n-m之间的随机数，最后由局号×10m+随机数即组成电话号码样本；3、实际拨打的电话号码由电话调查系统从号码样本中随机抽取获得。在正式调查开始前，课题组召开了访员会议，对访员进行了访问技巧、时间控制、疑难问题解决等方面的集中培训。2009年11月6-8日，课题组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电话调查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电话调查，由专业的CATI（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系统进行访问。考虑到居民上班所可能造成的样本偏差，课题组选择的调查时间分别为周五（11月6日）晚上、周六（11月7日）和周日（11日8日）全天，以确保能够顺利地接触到各个年龄段的居民样本。调查在天津、上海和广州三个沿海发达城市共成功访???了936户家庭，调查结束后，课题组成员于2009年11月9日对所有样本进行了审核，及时修正了填答错误，并剔除了无效样本。通过数据的系统处理和分析，课题组对这三大城市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从网民结构来看，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研究报告作比照，本次调查的三个沿海发达城市的网民在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以及收入结构上与全国的总体结构基本保持一致：男性网民要多于女性网民；年龄在19-34岁的网民占到了全部网民的一半以上；高中、大专和本科学历的人构成了网民的主体；月收入为1000-3000元的网民所占比重最高。但是，沿海发达城市的网民在职业结构上也体现出一些特性：1、CNNIC报告显示学生为上网主体，但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使用互联网人数比重最大的是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其次是学生，再次是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这四种职业的人在网民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其他职业的人群；2、CNNIC报告显示无业人员、农民群体等网民的比重为9.8%，有小幅增长，认为此种情况表明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开始使用互联网。但在本次调查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1.9%。 　　其次，从互联网使用的基本情况来看，沿海发达城市网民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1、使用时间较长；2、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凸显，并且网络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