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2005年间伊朗社会发展中国视角解读.docVIP

1905―2005年间伊朗社会发展中国视角解读 　　[内容提要] 伊朗在1905―2005年间的社会转型、地缘政治演变、现代化推进等方面，与同期的中国存在着从内容到形式的诸多相似之处。就二者的比照而言，从中国的视角审视伊朗20世纪的社会发展，将有助于理解伊朗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就二者的互动而言，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发展经验，为伊朗共和国的革命后社会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 　　[关键词] 中国 伊朗 社会发展 北京共识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32-07 　　 　　中国和伊朗都是文明古国，都是曾经的世界和地区大国。两国在20世纪都走过了遭遇低谷-寻求复兴-现代化遇挫-重新定位的发展道路，都发生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都在一场被迫进行的战争中完成了新制度的初步建设，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光荣孤立。正因为双方有着如此相似的社会发展历程，如果从中国的发展视角审视伊朗在1905―2005年间的地缘政治演变，比照二者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的异同与互动，将使人们更有兴趣和理由对伊朗新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做出期待。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起步 　　 　　清王朝从19世纪起就在器、制两方面迅速衰落，不仅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之伤痕累累，更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民族信心危机，1900年的国际境遇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西亚的伊朗卡扎尔王朝也从1813年开始逐渐沦为英俄等国的半殖民地，1900年的税收仅占国民收入的2%，仅有的1500人常备军(哥萨克旅)也处于俄罗斯军官指挥之下，不仅难以保家卫国，反而成为俄国控制伊朗的工具。[1]14 　　穷则思变。中国封建士绅和伊朗的开明僧侣成了民族复兴的最初推动力，两国相同压力背景下的社会变革也都从19世纪中期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开明士绅领导了一次次的未遂变革；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米尔扎?侯赛因改革、全国性的反对烟草租让权运动，僧侣们推动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1905―1911年的立宪革命是伊朗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其最大成果是制定了一部一直使用到1979年的宪法。[2]28伊朗???宪革命的示范作用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第25号发表了民意的《波斯革命》一文，把伊朗革命者称为“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伊朗革命事实驳斥改良派，在分析伊朗革命的内外条件后，得出了“独夫民贼，终有不得逞其志之时”的结论。[3]从同盟会到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思想和共和理念开始对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4]。而同期的伊朗却既没有进行民族精神改造和政治理论创新，又无法在旧有体制内进行改革，现代伊朗事实上依靠传统主义走向现代化。20世纪初，亚洲的许多国家开始觉醒，仅凭2500名骑兵就推翻了卡扎尔王朝的礼萨汗政变，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和中国的同行相比，礼萨汗国王缺乏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其“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摒弃共和方案后建立起来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2]29 　　在中东，“‘绩效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必经之途，同时也是衡量政治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5]。20年代的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6]。因此，和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行伍出身的礼萨汗国王，必须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须以专制的暴力机器强行推动世俗化、西方化改革。虽然礼萨汗的未遂改革给巴列维王朝留下了教俗冲突的祸根，但却使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状况都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伊朗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通过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措施，1941年的关税和国内税收分别是4.21亿和2.8亿里亚尔，政府从垄断贸易中获得的款项高达12亿里亚尔，比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8倍；伊朗的现代工厂数目从1925年的不足20个增长到1941年的346个；铁路里程从250公里增加到1700多公里，1923―1938年间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新修筑公路?21000公里，约12000公里的道路上设有公路巡警。[7] 　　 　　中伊相同起点的国祚分途 　　 　　中伊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因二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止。虽然国民政府军事溃败国土沦丧，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但贫弱的中国外交在走出初期的困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