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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知识分子从政选择与中国现代化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军事失败催发了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知识分子则较快地由对现代化的讨论走向实践。当政府招纳人才为发展工业和国防做准备时，知识分子撇开“独立”的政治态度。为了现代化而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并初步展开他们的现代化之梦。 　　[关键词]知识分子；现代化；国防设计委员会 　　[作者简介]黄翠红，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江苏扬州225002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26－03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群人，他们大都具有留学欧美、日本的背景，任职于国内各大学或学术机构，在各自的岗位上想努力实现当时十分流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梦想。他们在政治上取“独立”姿态，超然于党派。远离政治，同时却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能否迅速积聚国力抗日，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知识界兴起了一股讨论现代化的热潮，“现代化”、“近代化”、“工业化”、“现代国家”、“近代国家”等词在报刊上高频率出现。独立派知识分子的刊物《独立评论》经常刊载专文讨论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层面；1933年《申报月刊》开展了现代化大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胡适、蒋廷黼、傅斯年、任鸿隽等“独立派”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倾注了巨大热情。 　　在知识界掀起现代化大讨论的同时，政府方面也在悄然准备工业和国防建设，以期迅速提升国力，为抗战作准备。其中的重头戏之一是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领导人最初对该机构的定位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十分明确，一度让它处于秘密状态、摸底状态和调研状态。但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该机构在知识分子主导下的高效率运转，他把这一机构发展成为资源委员会，继续利用这些知识精英为建设服务，为抗战服务。 　　 　　一、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独立派”知识分子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原因分析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提议人钱昌照曾拟定了一份“招贤”名单，列举了约四五十位各界精英。包括了军事、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及土地粮食等各方面的学者或实业家，如胡适、蒋梦麟、王世杰、翁文灏、丁文江、徐新六、吴鼎昌、陶孟和等。 　　他们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基本上在中国学术界或工业界居于领袖地位。他们一方面政治上比较独立，不依附于国民党。在《独立评论》创刊号他们开宗名义：“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另一方面痛心于中国政治的污浊、民生的凋敝，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担当意识。立志推动中国的民主和科学的发展。他们从实现中国农业、工业、政治等全方位现代化的高度展现他们独特的视角和建议。翁文灏著文《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在分析了中国的人口与土地状况后，指出“东北是天留的新农区”，“我们中国方面更应该觉悟东北平原是我们农业民族唯一最好的出路，万不可轻易地放弃”，委婉地表达了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更从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发展保留资源的角度想说服政府不放弃东北。《独立评论》第30－32号连续刊登侯德封的《东三省矿产在东亚的地位》，再次从资源的角度强调东三省的重要性，批评政府的不抵抗。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要通过现代化提升国力，光靠纸上谈兵毫无用处。在国难背景下，必须全国团结，在一个良好政府领导下才有希望。他们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否则一切的改革和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文江连续写下《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这样的文章，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建议政府要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他们认为国难当头之际，应撇开一切政治分歧和政党之争，团结起来准备抗日。丁文江说：国民党是以一党专政为号召的，我们不是国民党员，当然不能赞成他“专政”。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他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他。人们对于国民党最低的要求是在他执政之下……使政治的和平改革有逐渐实现的可能。在国难当头时，只要国民党抗日而不卖国，他们就愿意为之效力。他们认为：“现在中日形势既已如此险恶，全国的人当然应该认国防为第一大事。……所以现在中国第一个大问题，唯一的根本问题，就是这如何努力国防的问题。其他一切一切，不拘何种问题，都是枝叶。”“新式的国防本不限于军旅之事，全社会都得要动员。况且我们这个特别困难的国防问题，决非单靠政府一方的能力所能解决”，“所以全国有知识能力的人都应该聚精会神的各尽所能与政府一致的来解决国防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搁置”。 　　如果全国团结了，是否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