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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两种对立解释学立场 　　摘 要:《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列宁》,是张一兵教授的前后两部著作,但它们的解释学立场却是对立的。“回到马克思”坚持的是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回到列宁”表达的是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是从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向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的后退。这种后退对正确理解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解释学;“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27-05? 　　作者简介:?王金福(1942- ),男,江苏无锡人,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十年前,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书名到内容,都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俞吾金教授就批评说:“回到马克思”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针对这一批评,我写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康德”》一文(原载《唯实》杂志2003年第5期),指出“回到马克思”与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回到康德”虽然在表达形式上相似,却是不同学科视野中的命题:“回到康德”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它认为只有康德的理论是真理,要求人们的认识回到康德的理论上去,这显然会助长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不利于理论创新;而“回到马克思”却是一个解释学命题,它不是要求我们今天的认识都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必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依据,正确地理解这些著作表达的真实思想。显然,在解释学视野中,“回到×××”只涉及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文本表达的作者的思想)的关系问题,不涉及作者思想的真理性问题。因此,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的命题绝不是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俞吾金对张一兵的这一批评是“无效的”。 　　俞吾金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还有一个有效但在观点上却是错误的批评。俞吾金说,“回到马克思”是以设定有一个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为前提的,而实际上没有纯粹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对象,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是受到理解者的“污染”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只能回到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我们不能言说马克思,只能言说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这一批评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是在解释学意义上的批评,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同一视野中的批评;这一批评在观点上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的理解实践,包括俞吾金自己的理解实践。 　　没有想到,时过10年,张一兵自己的解释学立场却后退了,退回到俞吾金当年批评他时所主张的那种解释学立场上去了。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他已经“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见“作者的话”第16页)。当然,一兵自认为这一“后退”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是“我在独立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是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次超越”(见“作者的话”第10页)。一兵在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叫《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书名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来看,人们会以为这只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然而,认真读了《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导言”和“后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回到列宁”既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也不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回到列宁”和“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解释学命题而不是认识论命题,因而都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这一点应该没有分歧。但据一兵自己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表示要“回到事情本身”。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回到列宁’与我十年前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都不是那种诸如从今天回到过去、从现实生活回到尘封的书本一类的可笑肤浅的知性判断,从我自己的原初思想构境出发,这不过是借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那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逻辑方法”(见“作者的话”第2页)。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事情本身”在“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有了不同的含义。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指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马克思的思想;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不再指列宁著作本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列宁的思想,而是指读者阅读理解列宁著作时的思想状况,即读者的理解。这就是说,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是读者意识之外的存在,是不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变成了读者意识中的存在,是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由于对“事情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就表现出不同的解释学立场。这样一来,“回到康德”、“回到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