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托育制度.doc

北歐托育制度 劉毓秀 政策目標Ketola 1997: 88）。當我們思考效法北歐制度時，必須特別注意這項設計，因為這是立意甚高的北歐模式的存活訣竅。 北歐模式福利服務制度還有一個我們不應忽視的特點，那便是其服務對象涵蓋中產階級。一般國家僅僅針對弱勢群落提供免費或高額補助的托育或安養福利服務，而將中上階層所需的照顧服務委諸市場和個別家庭，但是，北歐模式卻將中產階級納入服務範圍。這是很重要的設計，充分反映瑞典等國左傾執政黨之結盟對象從勞工擴大到整個受薪階層，乃至於涵蓋中產階級的歷史發展（Esping-Andersen 1992）。 這樣的發展帶給北歐福利服務制度以及整體社會多面向的正面效應，包括：（一）中上階層加入共享體系，將其財力（稅金）、腦力投入此體系，大大提升此體系的可近性與服務水準，形成良性循環，而得以使其存活率大為增加，同時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也因為滿意於此福利服務體系，而願意交稅、參與其（民主協商模式之）運作，以致於從來不曾有過抗稅的危機；（二）中下階層共享此水準高、可近性高、大幅度以稅金支付之托育服務（以及其他類似之福利），其生活水準得以大大提高，產生「去普羅化」、「中產階級化」的效果；（三）照顧福利服務的跨階級共享，意味著實質生活的大幅度跨階級特質，如此形塑活生生的社會團結，或「生命共同體」，具有減少衝突，增進合作，將社會弊害降至最低，將社會樂利增至最大的作用，國家、社會以及個人同蒙其利，如此，北歐模式藉著資源的參與式民主模式集體運用，穩定且普遍達成了功利主義藉著「自由」「放任」以企求卻不容易達成的個人與整體社會的最大利益；（四）高品質的普及福利措施，尤其是托育措施，具有長期穩定國民（勞動力）素質的作用，有助於提升社會水平和國家經貿競爭力。設計妥善的普及福利制度，尤其是1960年代以後大幅度發展的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可以說是天然條件不佳、大幅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北歐各國得以長保社會團結與安寧、高品質人口（勞動力）素質及高度經濟繁榮的訣竅。除此之外，良好的托育制度無疑也是提高女性就業率與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使得北歐各國享有先進國家中甚高的婦女就業率與生育率（見附錄表9.5、表9.6）。如此，北歐模式托育與其他福利措施達成了婦女權益與生育率同時提升的奇妙效果。 就照顧服務而言，北歐模式的發展是從社會救助到社會福利服務的轉化。造成此項轉化的力量主要有三，其一為社會民主政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其二為勞工或工會，其三為女性（Sipila 1997: 41）。勞工和女性不像資產階級男性（後者正是現代國家法律所著重保障的家戶長、家庭財產所有者）有自求多福的能力，前者的權益需要靠集體的力量來保障，因此他們主張國家應有所作為，政府應做較多的介入。經由自覺的結合，他們群起以選票支持以其權益為念的社會民主政黨或勞工政黨，使之長期執政，將勞工和女性需求之滿足轉化為國家政策與政府施政的重點。就照顧福利服務（尤其是托育）而言，可想而知，女性的因素尤其關鍵。這說明了何以北歐照顧福利服務的大規模發展，是跟興起於1970年代的第二波婦運同步進行的。勞工和工會希望國家介入市場，女性希望國家介入家庭事務，而且，這兩種人都希望把家務工作轉化為有酬工作，以為（女性）勞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兩種人聯合支持社會民主政黨，得以突破基督教政黨和農民政黨的傳統家庭價值，以及右派政黨的自由市場萬能論和自願主義（即主張社會服務和社會救助應由自願組織去做）。 丹麥是公共托育的前鋒，從1950年代起就開始拓展托育福利服務；晚近去中央的意識形態興起後，丹麥也在這一方面帶領潮流，將照顧福利服務推向「地方自治」與「稅金支付」兩相結合的方向。民間組織在丹麥的機構式托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這跟北歐模式並不衝突，一來因為經費大幅度仍是來自於稅金（以及少部分自付額，完全沒有營利），二來因為它顯示的是民間社會跟公部門的密切連結，因此跟許多國家的「私化」（privatization）、將托育責任歸諸營利市場、家庭、自願團體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瑞典是北歐模式社會福利服務的典範，它於1960年代起大規模投資於公共托育措施。以其公部門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其數量龐大的公共托育服務，以及對於品質和普及性的注重而言，瑞典展現了最典型的北歐模式。1991-1994年間右傾政黨的執政雖然導致福利制度的些微右轉，但是，自從1994年社民黨重回執政寶座之後，右轉的趨勢已經停止。 芬蘭的照顧服務體系也是普及式且高度依賴公部門的，但是，近年其托育提供量卻不進反退，成為北歐五國中的最後一名（見文後附錄之圖表）。這是因為1980年代之後農民政黨掌政，刪減托育服務經費，挪作家庭照顧津貼所致。（瑞典的右傾執政黨於1994年推動類似的轉變，但該政策為該年稍後奪回執政寶座的社民黨所終止。由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