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家庭林场诞生引发变革.docVIP

中国第一个家庭林场诞生引发变革 　　1979年春天，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偏僻山区里，发生了一起大队干部私自将集体所有的荒山秘密承包给个人的包山事件。这起发生在偏远山区的包山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促进了中国荒山开发和林业生产政策的变革，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一份包山合同在偏僻山区秘密签订 　　 　　54岁的农民李金耀，从1979年2月起，经常一个人站在荒山顶上，默默注视着眼前的荒山野岭。他脚下的荒山叫马山，约有1200多亩，属福建省仙游县盖尾公社莲井大队管辖。马山地处5个大队的交界处，离莲井大队有10多里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马山疏于管理，长期荒芜。从1969年开始，莲井大队为了防止山林被乱砍滥伐，便成立了一个林业队，选派6名农民上山看管林木，每人每年补贴人民币150元、粮食100斤。由于看山人员经常更换，始终没有把山看好，每当逢年过节，山上的林木就要遭一次大劫。生产大队没有从马山得到好处，却要年年承担看山管理费。农民们没有收益，更是怨声载道。对于马山，大队干部束手无策，又无可奈何。 　　李金耀原本是马山林业队的队员，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怀有深厚感情，对马山的现状深感痛心。他没有文化，也不知道国家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凭着多年的生产经验，他认为只要经营得好，荒山可以变成宝山。于是，他向莲井大队党支部提出了承包马山的大胆请求。李金耀的想法使大队干部大跌眼镜，望着大队部墙壁上“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标语旧痕，干部们心有余悸。李金耀承包马山是不是“单干”，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队干部拿不准，便郑重其事地向盖尾公社领导作了汇报。公社领导也意见不一，大家都知道这是解决马山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谁也不敢表态支持，便暗示莲井大队干部自己决定，集体承担责任。大队党支部经过几次讨论，大多数人认为，与其年年劳民伤财，倒不如承包省事，既可以减少管山费用，又能使荒山绿化，国家、集体、个人都可受益。 　　1979年6月，莲井大队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和社员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虽然还有少数干部思想上有顾虑，怕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但农民们却不管那么多，都希望将马山承包出去。有的农民说：“只要不再要我们出管理费，谁包都行。”也有的说：“李金耀是生产能手，又对马山的情况熟悉，他来承包很合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莲井大队最终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同意将马山承包给李金耀。1979年6月，莲井大队（甲方）同李金耀（乙方）等三人秘密签订了一份山地开发承包合同（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临时成立了一个林业队，李金耀以林业队的名义承包）。同时，为慎重起见，在甲方代表一栏上盖有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部分社员代表计32人的鲜红私章，以示共同承担风险。承包合同规定：马山由李金耀经营，山上的大宗林木收益归集体，其中马尾松收入全部归生产大队，杉木收入的90％归生产大队，柠檬桉收入的60％归大队，桐油、油茶等油料作物收入双方各得一半，其他如药材等零星收入归李金耀。尽管这份合同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相抵触，但它是农民们真实意愿的体现。当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份荒山承包合同在权利与义务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合理性，在利益分配上也有失公平，合同规定“千年不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份包山合同没有安徽凤阳农民私下分田的“血书”悲壮，但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也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李金耀家庭林场在艰难中创建与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曲折坎坷，李金耀承包马山创办家庭林场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在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承包开发大面积荒山，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如政策限制、舆论压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诸多问题，都不是一个普通农民力所能及的。所以，李金耀的举动首先遭到家人的反对，妻子女儿说服不了他，就写信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大儿子知道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仙游老家，动员父亲放弃承包。但脾气倔犟的李金耀认定的路决不回头，他顶着家人的压力，卷起铺盖到马山“安营扎寨”，开始了荒山开发尝试。 　　开发荒山是一项长效投资，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李金耀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妻子的首饰和夫妻的两副棺材板，得款8000多元，又向私人借款2.7万元，向信用社贷款2.5万元，总共筹资6万元，作为林场的启动资金。接着，李金耀又邀请自己的两位好友――一位退休司机和县交通局的一位退休职工，作为林场的“高参”。他还动员自己的两个女儿上山当助手，并经莲井大队党支部批准，招聘了20多名林场工人，平均每人每月工资44元，比大队付给看山人员的多30元，以免被冠上“剥削”的罪名。 　　钱有了，人也齐了，还必须解决吃住和交通问题。李金耀带领工人在马山上盖了30多间简易工棚，又修筑了一条3公里长的盘山公路。随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