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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地方选举 　　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国，不管是在帝国、民国还是在共和国时代，一直有人持续地关注着地方自治、选举和草根民主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还沉浸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耻辱中。怎样解决国家危机?对这个话题的广泛讨论涉及到民主、立宪制和地方自治这样的新名词。随着与英、法、德和俄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朝的形势更加恶化，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和附庸国。这些条约中最著名的是1842年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让其成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宝石。 　　 　　走向宪政 　　 　　香港虽然让国人想到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但是对到访过的人也有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对当时思想界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康有为便是如此。康有为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879年，那个高楼耸立、街道整洁、警察尽职尽责，运行良好的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与康有为的老家广东省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居住在通商口岸――比如广州的外国人也激起了康有为的改革之心，这些外国人遵照各自国家的法律，有效地管理各自的社区。西方国家成功和强势的根源是什么?在康有为的回答里他强调人民和统治者之间沟通的公开和通畅性。 　　1897年，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之一梁启超就是带着老师的这些观念进入内陆省份湖南的。这个最后一批向西方人开放的省份，因为是毛泽东的故乡而变得世界知名。不过梁启超来到长沙的时候，这个未来的革命者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是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革语言，在不久的将来间接地影响了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革命者。粱启超和他的同伴们鼓励那些热血青年和爱国学生去建设自治政府，谈论“民主”和“人民的权利”，去追求人与人的“平等”。这些借自日本的语言深深震动了湖南的保守士绅们，他们给清朝的总督施加压力，要求改革。到了1898年夏天，湖南的知识分子的骚动平息了下来，暂时受挫的梁启超离开长沙，到北京去与恩师康有为会合。 　　在北京，和梁启超一样的年轻行动家和有改革之心的官员成功说服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这些法令涉及到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结构、教育和经济发展等等。然而，到了1898年年末，被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就只留下一个记忆了，一场宫廷政变在9月软禁了年轻的光绪皇帝，厉害的皇太后慈禧掌握了政权。6位改革者，包括康有为的弟弟被逮捕、审判后处决了。夏天的改革法令很快被废除。 　　但是1898年改革的精神并未熄灭，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不久就又燃烧起来。虽然康有为和粱启超依然流亡海外，但是他们的观念和他们教授的学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中国地图上所有的城镇和都市里都有一批深受改革思潮影响的精英和官员试图在教育、商业和行政上实行改革。沿海的通商口岸，比如广州、上海、天津和内陆的省会城市，四川的成都，山西的太原都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依然能够听到要求“民主”的呼声，当时正致力于广州革命的孙中山便是少数使用该词汇的革命者之一，政府内外都有人兴奋地讨论着地方自治和宪政。 　　1905年政府改革的讨论加快了。部分原因在于清政府旁观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亲眼看到了独裁政体导致俄国在1905年发生革命的事实。清政府宣布准备进入宪政时期，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政治体制，载泽、徐世昌、绍英一行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一行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慈禧又下令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专门研究、编选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 　　1905年9月24日，载泽等人由北京正阳门乘火车启程时，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载泽与绍英受伤，延误了行程。12月，五大臣分两批先后出京，由上海放洋。除了考察既定的出访国家，还参观了几个小国，一共周游了14个国家，1906年7月回到国内。考察团先后进呈了一份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满清贵族载泽和端方拥护宪政的态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1906年9月1日，清廷的第一份改革法令颁布，宣称：人民的声音应当得到关注、倾听并遵循。改革法令下达之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汕头等地的街头，当地的士绅、贵族和商人弹冠相庆。1906年9月16日的《申报》写道，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日：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政府内外的精英都加入到未来中国政治体系走向何处的热烈讨论中来。那些留学日本的学生(很多人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派，有些人深受孙中山的影响)回国后，在清政府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为各省选举议会起草选举章程的工作就主要由归国的留学生完成，虽然主管官员是张之洞。章程修订工作于1908年6月完成。 　　1908年6月24日，清政府批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