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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若干问题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北美、欧洲和日本总和的国家，中国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奇迹。任何经济体系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都会发生不均衡问题。没有不均衡就没有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均衡应当能够自动得到调整，中长期会趋向均衡。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非均衡形态。不仅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影响范围极广，提高了发展成本，降低了增长效益，限制了未来的潜力。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特殊的非均衡表现 　　 　　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出现疲软，库存增加，投资需求大起大落，对外贸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违反了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此外，出口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进口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就逐步放慢步伐，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渐萎缩，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更是与日俱增。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作为总体，连续多年没有额外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最近一些年来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进一步拉大距离，城市特殊困难人群的规模也出现增加的势头。这与发展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U型理论正好相反； 　　 90年代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出现了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现象，如果把外汇储备的因素考虑进来，总体上呈现出资本净流出趋势。一个低收入或低中收入国家却长期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上述问题发端于九十年代初期，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愈演愈烈。按照世界上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中，不应当出现上述问题，至少不应当同时出现上述问题。 　　进一步将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比较，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差异。 　　在全部GDP中，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15比52比33；低收入国家是23，32，45，中等收入国家是10，38，52，世界平均是5，31，64。，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显然过高； 　　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就业分布为49.1比21.6比29.3。其他国家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数为第二产业的2－3倍； 　　中国GDP的最终使用中，家庭消费支出占47%，政府消费占12%，资本形成将近40%。世界平均为61比17比2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0，ll，20；中等收入国家为59，15，25。这说明，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投入水平是极高的，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总体效益是较低的； 　　中国的存货比重畸高，九十年代经常持续在资本形成中约占10%左右，约相当于GDP的3%，达意味着平均每年有数千亿元的产品生产出来，计入GDP，但是没有卖出去，形成库存积压，由此增加的银行不良贷款至少在一半以上； 　　世界平均水平已将近50%，而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0.5%，而且，城镇的其他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及生活条件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差别较大； 　　尽管最近两年，某些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省市，但是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GDP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目前沿海12省市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1.3%，在GDP中所占比例为68.7%。一个国家高速增长25年后仍然没有出现地区之间趋向平衡的调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励外贸外资和引进技术、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增长方式的优点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也带来了一部分消极后果。中国经济结构偏离世界常态源于增长方式。 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病在90年代中期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矛盾开始尖锐化。促成这种形势突变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内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股性的制造业产品趋于饱和，竞争激化，不仅是国有工业企业，而且包括乡镇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二是遍地开花的工业化方式，造成了生态和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经济增长成本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三是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增加，不仅主导了对外贸易，而且开始引领国内产业和市场；四是银行不良资产负担日益不堪承受，靠巨额贷款增加支持高速经济增长扩张难以为继；五是农业长期停留在小农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的方式上，与现代化的工业和市场难以契含，极易出现波动和反复。 　　 在研究和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所谓“两个转变”方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增强了发展战略调整的紧迫性。自那时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但是，就增长方式转变而言，并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于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面过剩的状态。商品销售困难，劳动力富余，资金闲置，而且由于粮食库存过多，土地一时也成为非稀缺要素。这一切发生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