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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关键及发展走势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通过改革创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而在这里，关键的关键又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抓住这一条，才能一通百通。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正像中共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所说，“十二五”将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为什么要规定这样的“主线”?转型要通过哪些路径来实现?对明年和整个“十二五”，我们有什么期待?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认真的分析和讨论。我主要讲四个问题：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处境；2.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3.推进改革是能否实现转型的关键；4.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 　　 　　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处境和克服困难的出路 　　 　　2009年“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在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增长率先回升，GDP的增长率达到了9.1％的高速度。但是，极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视。2009年广义货币M2增加了27.7％，而供给只大约增长了9.1％；2010年，M2增长19.5％，供给只增加了10.3％。从这两个对比数字可以看到，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商品的总供给。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所谓“杠杆化”是指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对资本的比率过高。这正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因此各国在处理危机过程中都要采取措施“去杠杆化”。但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所谓“地方融资平台”获得了大量国家银行贷款，使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杠杆化”。 　　第二，超发的货币大量冲到了资产市场上，使得原已过高的房地产价格继续飙升和居高不下，隐含着泡沫破灭引发市场崩溃的危险。 　　第三，通货膨胀的威胁加大。货币超发经过一段滞后期以后通常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2010年11月消费物价指数提高了4.4％。原来有一种官方的预测，认为11月以后会下降，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子。物价总水平上升的势头看来并没有遏制住。 　　这样，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如果继续执行像2009年和2010年那???的宽松货币政策，资产的泡沫继续膨胀，总有一天会发生崩盘。消费物价指数也会继续上升，使普通百姓民不聊生，可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货币注入支撑的，在建投资项目的规模太大，如果紧缩太快，又会出现速度下滑、失业增加或者发生企业因资金短缺而导致经营萎缩等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出路何在呢?我们应该认真寻求答案。 　　首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靠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最近几年来，人们经常用投资、消费和出口等“三驾马车”的不够有力来解释中国遇到的经济问题，并由此导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认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出口需求减少。因此，只要采取别的办法增加需求，支持经济增长，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扩需求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没有明显的提高。出口总量的增长是不慢的，但是能够支持增长的需求并不是靠出口总量，而是净出口，即出超，由于过去两年进口比出口增长得更快，所以由出口贸易造成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 　　那么，这两年需求扩大从而增长加速靠的是什么呢?还是靠投资，特别是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海量投资。这样，需求总量是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并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消费不增加，靠财政投资和国家银行贷款支持的需求增加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觉得，这里出现的问题首先是用错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的框架是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即总需求=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净出口脱胎出来的。且不说有许多经济学家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根本没用，即使凯恩斯自己也明确讲过，他的宏观经济理论针对的是短期经济问题，并不适宜用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 　　其实，短期的需求结构归根到底也是由长期的生产结构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老在调整短期经济政策的圈子里打转，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经济发展或者叫做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上面去。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头疼的事情是消费率很低，因而最终需求不足。问题是，如果不提高包括低收入劳动者和中等收入劳动者在内的各类劳动者的收入，全社会的消费率就不可能得到提高。而收入分配的结构取决于生产的结构。所谓生产结构，是指自然资源、资本、普通劳动、专业劳动(或称“人力资本”)对于产出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如果像过去那样增长主要靠更多地投入自然资源和资本来实现，它就决定了收入分配中自然资源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得快，而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得慢；在中国的情况下，首先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