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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困难与出路 　　 　　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于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问题。 　　 　　 中国经济“两头冒尖” 　　 　　虽然前一个时期国内有极少数人鼓吹“今不如昔”，现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如“大跃进”时期之类的论调，但是从国际社会上对中国的议论看，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是对于中国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或者是采取一种怀疑、敌视的态度，都一致肯定，中国的经济在近30年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西欧国家“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去解决它。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天堂”的反方向发展。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买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这样的资源，就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困难。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使得有些地方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以上这些，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的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上75比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比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又比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也没有超过35%。中国现在投资率越来越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基本上处于45%～50%的水平，而消费比重就严重的偏低。这种类似于马克思分析过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偏差，造成了一系列例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以及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快速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还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严峻挑战来自何处 　　 　　为了要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