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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病院多重面孔 　　1898年之前，中国的精神病患者从来不会被家人和周围的环境认为是“病了”，他们都被看作是让冤孽邪气侵扰了的人，遭遇流浪街头、被囚禁、被虐待和被嘲笑的命运。 　　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一个外国人。 　　1898年2月，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约翰?克尔，在广州芳村建立了“惠爱医癫院”，这是中国历史上首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中国的精神病治疗史，自此摆脱了巫术、符咒的迷雾，进入采用比较现代的医学治疗新阶段。 　　只是，约翰?克尔应该没有预见到，他在中国创立的“精神病院”这样一种所在，会发展成为而今具有多种面目、身份复杂的形态：分别被命名为第x人民医院、脑科医院、安康医院、安宁医院等等不同名称的它们，不仅仅提供医疗服务，还同时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监管、拘禁、福利与救济职能，主管单位也分属于卫生、部队、企业、民政、公安等不同系统，职能、侧重点都各有不同。 　　反观中国精神病院发展史，或许我们能从历史的角落中为今天之现状寻得一丝丝脉络。 　　 　　“癫狂院”：第一家精神病院 　　 　　据说，约翰?克尔创办惠爱医癫院的最根本目的，是传教。 　　这位一辈子忠诚服务于上帝的传教士，1854年来广州行医教学，在中国第一家西医院――广州博济医院(现孙逸仙纪念医院)当了几十年院长之后，立志创办一所为精神病人解除痛苦与不幸的医院。此想法当年一出便遭遇很大阻力，首先是经费不足，其次是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阻挠。但约翰?克尔愣是自己出资在上芳村买了17亩土地，建立“惠爱医癫院”。在当时的中国民间，它被称为“癫狂院”。 　　1898年2月28日，惠爱医癫院正式开业。72岁的约翰?克尔设病床30张以收治病人，但开业第一天，仅有一男一女两位病人人院。入院前，男病人已被家里人锁在大石头上三年，丧失了走路能力，女病人则长期被锁在一间小茅屋里。 　　开业初期，惠爱医癫院只有约翰?克尔一名医生加这两名病人，没有任何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病房像“牢笼”，还有“贵妇人来参观，就像参观动物园一样”。成立第一年，医院人院病人一共只有11人，他们和约翰夫妇共住一栋二层小楼。约翰夫人记述说：“我们和病人接触密切，病人和我们共用一条楼梯，他们有时到我们房间来。这是开拓性工作，经验是约翰唯一的老师。” 　　因为约翰?克尔一直游说海外亲友支持，也最终得到了教会的帮助。1924年，惠爱医癫院进行了扩建，拥有土地4.7公顷，还采用当时西医最好的精神科理论和技术对病人进行治疗，包括水疗、持续热水浴、服用镇静剂等；鼓励病人参加院内集体活动，比如碎石、抽水、打扫卫生、种菜、帮厨、缝纫等等，促进他们饮食和睡眠的正常性；医院还经常举行文娱活动和体育活动，允许亲友探视，请各界社会人士入院参观。渐渐地，连上海、香港、山东、新加坡的病人也被送到这里来治疗，从乞丐到官员，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惠爱医癫院慢慢发展成拥有病床500张、医护人员几十名的远东地区最大规模的精神病治疗机构。 　　据统计，在美国教会主办的29年间，惠爱医癫院共收治病人6599名，治愈率为24％。 　　1927年，因为经费困难和工人罢工，时任惠爱医癫院董事会无力支撑，申请当时的广州市政府接办。3月1日，市政府接办惠爱医癫院，并将其与前一年市政府创建的“复性医院”共同改名为市立第二、第一神经病院。1935年，市政府收购惠爱医癫院全部物业，并将第一、第二神经病院合并，易名为市立精神病疗养院。 　　这是解放前中国精神病院发展最好的时期。医院占地40余亩，与解放初期面积几乎相同，全院医护人员86人，留医名额800名。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撤退前，将医院托给广州天主教教会管理。此间医护人员纷纷离散，多数病人因缺乏医疗费、伙食费患上水肿、肺炎和痢疾，死亡率高达80％，留院人数由800人锐减至100人，医院进入半停顿状态。抗日战争胜利时，医院仅余60多人。 　　1946年初，国民党广州市政府将医院收回自办。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同年12月，广州军管会接管医院，沿用原名“广州市市立精神病院”。后几经易名，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从建国到文革：“拯救”的热情 　　 　　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精神病院进入迅速扩张阶段，大量精神病人被“发现”、收治。以数字为例：建国初期，全国只有5家精神病院，不到1100张床位，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仅五六十名；而到了1958年，全国有精神病医疗机构49家，床位11159张。 　　那是一个国家“拯救”异常个人热情高涨的年代。精神病院不仅要收治病人，还要主动“发现”病人。如大跃进时期的“制服神经衰弱”运动，便是精神病院与警察系统、基层党委和街道委员会联手，用“自我报告”和“他人举报”相结合的方式，一“发现可疑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