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独特性与普遍性.docVIP

中国道路独特性与普遍性 　　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社会观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中国模式能否复制，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晖：“模式”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物，很容易让人想到“复制”的问题。我自己更喜欢用经验――经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独特的，但同时也是可以借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是独特的，因而是普遍的；中国的改革也是独特的，因而也具有普遍性。普遍性不是与独特性相对立的，因而也不能用可否复制这样的问题来检验。普遍性与借鉴、启发等概念关系更多一点，后者总是以自主和创新为前提，而不是什么复制。用“复制”这样的标准来否定对“模式”的讨论，其实是被“模式”这个概念的先天缺陷所牵引。他们没有挑明的前提不过是：美国的民主才是一种“模式”。但是，美国模式可以超出任何历史条件而被“复制”吗？如果不能“复制”，是不是就是说“美国模式”不存在普遍意义？ 　　中国模式经验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可复制，而在于它的独特性。 　　 　　印度经验与中国经验 　　 　　《社会观察》：近几年来，印度的发展模式经常被拿来与中国的经验作比较，不少人认为，因为印度有民主而中国没有，所以印度的前景比中国更好。您怎样看待这种评论？ 　　汪晖：印度经历了英国的全面殖民，也因此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它的社会体制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殖民历史的遗产，而中国的统一有着久远的传统，在殖民时代爆发了伟大的革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两者的路径不同，社会形态和政治传统也很不同，像有些人那样以印度的民主来否定中国的经验，或者以中国的成就来贬低印度的实践，一定是误导的。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展，西方舆论常常比较两者，有些是挑拨离间，而且颇见成效，很应该引起中印两国的明智之士的警觉。中国经济规模高于印度，但让印度放弃他们的民主政治经验来按中国模式发展，这不大可能；反过来，即便印度的民主是好的，也不意味着可以否定中国的经验。说到底，用印度经验否定中国经验，是要论证民主模式的普遍意义，但这种论证完全基于一种目的论式的比较，最后只能变成自我否定――如果印度在若干关键领域落后于中国，是不是就要否定印度的民主呢？ 　　印度与中国存在着可资比较的方面。首先，印度也曾经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受苏联影响很大，因此，中印两国都被列为转型国家。其次，两者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大规模的农业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道路，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第三，两者都是文明古国，一个经历了反殖民运动，一个经历了漫长的革命，但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都不会简单复制别人的模式。像50年代的中国一样，印度过去受苏联影响比较大，也与80年代以后的中国相似，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美苏的操控。在1950年代中期，两国共同推动了不结盟运动。 　　我没有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没有资格全面地谈论这个问题。这里谈的，与其说是比较两国的经验，不如说是对一些现象的印象式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流行的说法。首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改革的学者都承认一个基本差异，即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其特征是平均分配农村土地，并以平等为方向调整城乡关系（从价格调整到城乡人口关系的松动），而印度改革缺乏这样的平等前提。这个特征并不单纯是由改革政策决定的，而是从中国革命和印度反殖民运动的不同历史脉络中衍生出来的。不理解土地改革在这两个运动中的不同位置，就不可能理解改革进程的这一基本差异。很多人讨论中国土地改革中的暴力现象，我以为反思是必要的，但这种反思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解放作用，就无法解释改革的前提问题。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别也很大，但贫困问题在很长时期里存在，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伴随着土地改革和农民地位的改变，中国的乡村教育体系逐渐形成，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子弟入学率的大幅度提升是一个显著的现象。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很难理解许多地区的中国农民在改革时期焕发出来的活力和首创精神。印度，以及整个南亚，没有经历和完成土地改革，这是种姓制度得以在现代社会延续的根源之一。种姓制度限制了社会流动，印度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出身底层的比例要低得多。这与中国的差别很大。 　　在政治体制上，中印两国各有特点，这里只说一点对于印度体制的肤浅观察。印度独立后，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印度的一位政治学家分析说，甘地、尼赫鲁等领导的抵抗运动和建国运动已经成为一种神话，而民主只是作为这一神话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却不像前者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神话。印度宪法为印度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提供了政治认同的基石，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政治民主未能与平等的社会形式相互适应，其效能大打折扣。印度的法律体制是西方式的，但法律体系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