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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与中越边境地区近代化契机 　　[摘要]中法战争作为一种突变性因素，使中越边境地区突破了传统的近代化由“沿海-内陆”发展递进的规律，成为滇、桂两省最早感受到近代化气息的地区。中法战争的产物――滇越铁路客观上造成云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并由此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而近代广西边境贸易的缓慢历程正说明没有现代交通运力技术的移植和使用，导致了近代桂越边境贸易“外部动力缺乏，内部动力先天不足”的局面。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法战争带给了云南和广西近代化发展的契机。 　　[关键词]中法战争；中越边境；贸易；交通；近代化 　　[作者]韦福安，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广西龙州，53240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167-008 　　 　　中越边境地区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该地区将成为国家未来南下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之一。如何利用该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通道经济，加快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近代滇越、桂越边境贸易发展和交通变迁的比较，从中法战争推动云南和广西近代化这个视角做一透视。并据此提出2l世纪加强该地区经济建设的一些思路及建议，希望能对“两廊一圈”区域经济圈构建和民族经济融合有所裨益。 　　 　　一、中法战争改变了近代中越边境地区的传统发展轨迹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提到：“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经济交往作为世界历史时期交往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殖民战争过程无疑对被征服民族、国家的传统经济结构具有破坏性，但战争后果客观上对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国家同样具有进步性，拿破仑对欧洲大陆的征服改变了一系列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其中以德意志最为显著，德意志哲学家能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赞扬拿破仑改变历史进??的“时代精神”，称“在他统治的15年时间里，欧洲前进了半个世纪”。陈雄章教授认为“它(战争)对孤立闭塞的冲击力量比很多形式都要强。战争是一种突变性因素，要改变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单靠自身内部的对抗性力量还是不够的，这时突变性因素往往能够起到给超稳定结构致命一击的作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加上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影响，它的传统落后的经济意识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在世界发展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发展机会选择的严重失误，固然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盲然无知，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自足发展体系的稳固性，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以及在政治上重农抑商作为稳定秩序、防止民间权势增长的传统政策。”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历经几千年无数次一治一乱的危机，依靠自身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显得更加稳固。晚清统治者面对列强的侵略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将列强置于传统的华夷秩序下的“中华一四夷”关系。尤其是1839年至1841年之间所爆发的几次中英之战，(当局)并没有将之称为中英两国之间的鸦片战争，而只是作为地区性的战争。力行洋务及变法论者郑观应在处理亚洲内秩序方面仍固守着以前那种以朝贡关系、册封关系为基础的秩序。1882年中法战争前夕，郑观应作为李--鸿章派遣的使节，要求暹罗不要站在法国的立场上说话，且记暹罗之罪有三：暹本中国藩属，多年不贡，其罪一；别国之人在暹身税，专收华商之税，其罪；昔年暹王郑昭系中国人，已受中国册封，今暹王之祖系其相臣，郑王误服蛊毒不能保护，反杀自立，其罪三。似此藐视中国，理宜兴师问罪，按照公法有谁敢保护乎?由此可以看出，郑观应一方面立足与过去的朝贡关系、册封关系的朝贡制度，另一方面持对违反朝贡制度即使是公法也无法容忍的看法，对当时受西方影响已开始习惯于外交谈判的旧朝贡国，意味着对传统朝贡国加强以往的亚洲秩序(中华体制)的强制力。由此推断，清政府的基本思维在于祖宗之制不可变，中国和越南这样存在传统的“地域经济圈”里的宗藩体制，中国不可能轻易承认法国对越南行使保护权。 　　法国“自拿破仑三世以迄十九世纪季年，其积极谋以印度支那为根据，通中国西南诸省之政策，始终一贯，未尝变更。”由此可知，据越侵华是法国18世纪晚期以来图谋实现其构建亚洲殖民经济圈的政策。 　　一方面，法国欲占领全越，谋求中国西南诸省商业利益的目的未曾变更，另一方面中国固守中越宗藩体制。中法双方围绕法对越南保护权与中越宗藩关系问题之争，经历艰难的交涉，法国终因其一贯据越侵华政策而挑起战端。清政府于1885年6月9日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全约共十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