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利时内忧看欧盟未来.docVIP

从比利时内忧看欧盟未来 　　比利时国家内部法语和荷兰语两大族群的利益冲突，在整个欧洲代表了“法国文化圈”和“荷兰文化圈”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和价值差异，而威胁到整个欧洲大一统的前途。 　　 　　元月25日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比利时的内争，欧元区的危险》，不禁令人想起曾经风行中国旧文坛的一则“无情对”(羊角对)：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此对的下联，不意成为今天欧洲大一统宏图面临深刻危机的谶语。 　　这是因为欧盟和欧元面对的“生存威胁”，一言以蔽之，正是欧洲各国、区域和族群对各自不同利益的比较、维护和争夺。更凑巧的，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所在的比利时，不仅成为近年欧洲“比利”风潮的典型案例，比利时国家内部法语和荷兰语两大族群的利益冲突，更在整个欧洲代表了“法国文化圈”和“荷兰文化圈”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和价值差异，而威胁到整个欧洲大一统的前途。 　　 　　经济差距背后的文化差异 　　 　　“乱邦”伊拉克去年持续了9个月的组阁危机，并不引人诧异。而在民主政治高度成熟的欧洲中心比利时，自从去年6月的议会大选以来，新政府至今难产，甚至在下半年比利时轮值欧盟主席期间，也只是由上届“跛鸭”看守政府临时维持，新议会的党派僵局时下毫无破解迹象，连《纽约时报》新近都挖苦说眼看会打破伊拉克的组阁危机纪录。这实在是今天欧洲内部矛盾深重的最好写照，无怪《世界报》上出现忧心忡忡的社论。 　　比利时政治危机的表面原因，是在说荷兰语(佛兰芒语)的北部佛兰德人区，主张地区独立的保守新佛兰德联盟(N-VA)成为第一大党，获得比利时议会150席中的27席，而在南部说法语的瓦隆尼亚(Wallonia)地区，则是左翼的社会党获胜，得到26席，造成比利时政治严重区域化，议会里的最大两党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利益南辕北辙，缺乏最起码的国内政策交集。其余政党席少言轻，同样各自为战，所以新政府长期难产。 　　这一政治僵局的深层原因，是几_十年来欧洲福利主义的“欢乐聚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难以为继。在经济“盛世”时代一直相安无事的比利时主要族群之间，随着经济发展的减缓停滞，长期积蓄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差距终于“浮出水面”。佛兰德区分离主义从原来边缘和极端分子的喧嚷，进入主流政治，主张“佛独”的新佛兰德联盟在上届大选后一跃成为比国议会第一大党。 　　“佛独”运动的主因，是佛兰德区人口缴付的税收远远大于联邦政府在该区的支出给付，事实上长期为南方法语区人口享受的社会福利“埋单”。从更大的视角，佛兰德区与瓦隆尼亚地区今天互不相让、斤斤“比利”的争执，也正是整个欧元区近年来因为多国债务危机而风雨飘摇的缩影。 　　比利时的内部分化，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了整个欧盟内部的文化差异：说法语的南部瓦隆尼亚代表了从法国到南欧拉丁语民族各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加类似地中海文化的希腊，民众注重生活享受，公私都无法量入为出，经济上主要靠消费增长刺激，导致无节制的政府开支和公私债务。对比之下’说荷兰语的佛兰德区则代表了日尔曼语各族国家――德国、荷兰、丹麦和北欧诸国(瑞士也有七成以上人口说德语)，朝野都以勤俭节约著称，发展上注重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并且具有较强的“工作伦理”。在最新一轮欧洲经济衰退中，除了曾经陷于银行债务危机的冰岛，日尔曼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情况都明显优于拉丁语国家。 　　 　　分化诱因：宗教、非殖民和地域 　　 　　讲起“工作伦理”在“法国荷兰比利时”中的作用，必须提到欧洲内部文化分野的另一历史性因素――宗教。上述拉丁语民族各国，至今都仍然以信奉天主教的人口为主，而宗教改革以后兴起的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则主要分布在日尔曼语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所以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传统上被认为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工作伦理”有关，尤其是新教加尔文教派强调的“发财光荣”哲学。这一因果关系“最强”的证据，无过于同说英语(属于日尔曼语族)的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差异。 　　但是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日益挑战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而认为天主教人口与新教人口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受到教育水平和妇女地位等社会文化因素的驱动，而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比利时国内的南北“比利”，正好为这种新理论提供了注脚。 　　这是因为比利时通过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立国，以及百多年来的内部稳定，正是因为比国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族人口与瓦隆尼亚法语人口一样，大多信奉天主教，所以对加入新教势力蓬勃的荷兰组成“大荷兰”并无兴趣。但是这一政局也揭示了欧洲拉丁语天主教诸国经济实力的另一历史性因素――殖民主义。 　　在西方世界殖民史上，拉丁语天主教国家的地盘和势力显著强于新教日尔曼语国家：西班牙在南美洲、法国在北非、中非和印度支那、葡萄牙在南(巴西)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