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志辗转在陕北日子.docVIP

任远志辗转在陕北日子 　　 　　在延安，十五岁的任远志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1946年7月11日，北平是个朗朗的大晴天，任远志登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两个多小时后，飞机轰鸣着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她急切地走出舱门，一眼就看见了母亲，一位又瘦又矮的女同志。 　　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疼爱地唤着：“大女儿！大女儿！”见我还四下张望，寻找“戴黑边眼镜，留胡子”的爸爸时，母亲说：“爸爸本来要和我一道来接你，可他还有重要的事，现在去接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叔叔阿姨去了，咱们先回家吧。” 　　一路上，我向妈妈诉说了一个多月前，从家乡湖南出来，一路坎坷颠簸，三次上下飞机的经历。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深夜，党组织派来一位叔叔接我和妹妹，坐船到南京后，我俩被送到了军调处执行小组驻地，叔叔阿姨为我们买了新衣服、新袜子、新皮鞋，把我们打扮一新。 　　我向叔叔询问：“我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爸爸任弼时，是位领导干部，外表严肃，实际很和蔼，留着小胡子，戴眼镜。”而问到妈妈时，他们都说，“你妈妈陈琮英，是个小巧玲珑的人，你到了延安，看哪个女同志又矮又小，肯定是你妈妈。” 　　几天后，我们姐妹从南京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寻找爸爸妈妈，不料，飞抵延安上空时遇到大雾，不能降落，飞机只好改道飞往北平。眼看就要见到父母了，可天公不作美，我和妹妹失望极了。 　　在北平，我们见到了军调处的叶剑英、李克农伯伯，由于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的胃疼病又犯了，身体很弱。可想早日见到父母的心情很急切，于是第二天又带病和妹妹一起赶飞机去延安。叶剑英伯伯担心我有病在空中会发生意外，特叮嘱让我留下来，所以我只好让妹妹独自先飞走了，我留在北平一面治病，一面等待下次航班。十多天后，我的病渐渐好转，才又一次登机飞向延安。 　　下了飞机，母亲领我来到了延安城，我们正走着，前面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母亲见吉普车开来，拉着我就跑了过去，嘴里还说：“远志，快，快去叫爸爸。” 　　敞篷吉普在我们母女俩面前停下来，我看见车上下来一个人，模样就??大人们向我描述的我父亲的那个样子，心里一阵惊喜，这就是我十五年未曾谋面的父亲啊！母亲催我：“快点叫爸爸啊。”可这么多年从未叫过父亲的我，一时竟紧张得难以开口。 　　父亲脸上并没有责怪我的表情，他满脸笑容地伸出双臂，一下把我拥入了他的怀抱，连声说：“大女儿回来啦！你回来啦！” 　　听着父亲的呼唤，我不觉流下了眼泪。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儿了，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了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有了从未体验过的安全感和放松感。 　　父母带着我上了吉普车，当时车上坐的还有朱德、康克清夫妇，杨尚昆、李伯昭夫妇，母亲一一向我介绍车上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也亲切地对我嘘寒问暖。 　　我沉浸在亲人团聚的欢快情绪里，又鼓足了勇气，按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叫了父亲一声“爹爹”。谁知父亲好像没听见似的，倒是朱德总司令答应了。 　　这让我觉得很奇怪，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朱总司令，心想：他为什么会答应呢？ 　　妈妈看我疑惑的样子，就解释说：“大女儿，陕北有个毛主席，还有一位朱总司令。延安的娃娃们都叫朱总司令‘爹爹’，所以你叫‘爹爹’他还以为你在叫他呢。”我一听，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时，朱总司令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看到了我这个爹爹，一定高兴吧！” 　　我使劲点点头。 　　 　　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了四个 　　 　　任远志的父亲任弼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而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即英年早逝。叶剑英曾在悼词中说：“任弼时，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是党的骆驼。” 　　我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初投身革命，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周恩来调他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1929年两度被捕入狱，1934年调中央苏区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长征中，他组织指挥着红二方面军转移北上，任军政委，1938年，被派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 　　父亲为革命奉献了一切，包括家庭和自己的生命。他和我母亲共生了九个子女，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四个。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儿，也是我的大姐“苏明”，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捕入狱了。母亲为了营救父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连夜赶火车去长沙，正常的火车没有赶上，心急如焚的她，只好爬上了一辆装煤的火车。车跑动起来后，那风一刮，火车上的煤块就滑落下来，砸在妈妈和姐姐身上。妈妈虽尽力遮拦，但姐姐还是被砸伤了，后来又得了风寒，感染肺炎。 　　为救父亲，妈妈只好一边把姐姐送到医院治疗，一边四处奔走。等父亲被营救出来时，我姐姐的小生命却在医院里夭折了。还有我两个弟弟，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