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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解析《十月围城》 　　【摘要】《十月围城》是一部商业性和人文性结合得很好的影片，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本文运用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对《十月围城》进行解析，影片中每个个人物都有不同的角色功能；通过语义矩阵分析得出，影片的内涵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光明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得以实现。 　　【关键词】格雷马斯 《十月围城》 角色 语义矩阵 　　 　　近年来，商业大片急剧增加，但大部分影片只注重娱乐性，缺乏人文关怀。《十月围城》却是一部典型的注重人文特征的商业大片，小人物在影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复杂性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该片讲述的是1906年10月15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小贩、赌徒等）在香港中环浴血拼搏，粉碎了一场暗杀行动，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影片中的人物，或从商或求学或唱戏或拉车或行乞，他们为了保护孙中山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凯歌，其中平凡而复杂的人性，带给人心灵的震撼。 　　一、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 　　结构主义叙事学把每一个艺术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强调每一个单元是怎样在结构中发挥作用的。格雷马斯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等理论。 　　格雷马斯认为角色一定与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关，在故事进行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区分出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主角和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和对头。简单地说，主角是故事的主要人物，追求某种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对象是所追求的目的，支使者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引发主角行动的抽象力量，而获得对象的则称为承受者，助手在主角追求对象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而对头起阻碍作用。 　　在格雷马斯的体系中，语义矩阵是产生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其基本内容如下：“假设一事物叫X，对立面是反X，此外还可能有第三者即非X，和第四者非反X。这四者处在一种动态的相互关联中，其相互作用会生成某种特定的语境或语义空间，从而完成某种复杂叙事。”①用一个简图来表示如下： 　　在这几组关系中，X与反X、非X与非???X是矛盾性关系，X与非反X、非X与反X是互补性关系。反X、非X、非反X都对X形成了阻碍或推动作用，并导致X出现或渡过某种逆境。下面笔者将借助以上理论解析《十月围城》，探讨其深层内涵。 　　二、人性的复杂――角色分析 　　格雷马斯将文本分析分成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②表层结构着眼于故事的情节、人物的行动。从表层结构出发，影片《十月围城》可分为两大序列：孙文来之前敌对两方的准备工作以及孙文来港后双方的斗争。从深层结构来讲，格雷马斯“以语言学为模式，首先力求找出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据此推演出整个叙事模式。”③ 　　《十月围城》中，支持者是希望得到光明、民主社会，这种愿望促使主角去保护孙文的安全，主角由陈少白出演。陈少白一直致力于保护孙文的安全，以求实现各革命党联合起来，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梦想。承受者与主角是同一人物，所谓对象即是孙文/孙文的安全。其中的对头，首先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其次是以阎孝国为代表的盲目忠于满清的爪牙，他们愚昧、专制、残暴，是黑暗势力的象征。助手由号召来的保护孙文的人担任，即方天、刘郁白、王复明和自愿加入的阿四、方红、李重光等人。 　　此外，影片中三个人物具有多重“行动范畴”④，即李玉堂、沈重阳和当地警察司史密夫，人性的复杂在三人中最能体现。沈重阳和史密夫两人在第一序列中很形式化地扮演对头的角色：沈重阳跟踪陈少白致使方天一行人被害，史密夫查封报馆，这些行为促使“反清”行动遭到阻碍，客观上扮演着对头的角色。但经过或亲情或友情或爱国之情的刺激，两人在第二序列中都扮演助手的角色：保护/部分保护孙文的安全。沈重阳的前妻要他保护李玉堂，要求是：以后告诉女儿沈是其亲生父亲。得知自己还有孩子，惊喜、追悔的沈重阳卸下对立的面具，尽职尽责担起保护任务。孙文来港，保护人员经历了一部分暗杀后，史密夫带着他的宪兵队持枪而来，表面上是因为有人被害，为维持秩序，押卸李玉堂一伙，实际上是帮助他们顺利走过部分路程。最后，史密夫小声对李玉堂说：“这段路我能送多远就送多远吧”。他虽在第一序列中扮演督头角色，但关键时刻还是尽力保护了孙文（虽然实际不是真孙文）。李玉堂在影片中复杂得多。最初，他仅暗中资助陈少白（革命者），似乎是革命的助手；出于爱子情深，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从事革命事业，从这儿看他又起到对头的作用。最终，在陈少白失踪以及确认儿子没有参加保护任务时（其实李重光参加了保护任务，只是蒙骗了李玉堂）李玉堂成为保护任务的组织者，此时他又站在助手的位置上。他摇摆不定的角色位置是由国家和亲人二选一的难题决定的。李玉堂希望建立新社会，但不想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古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