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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在中国遭遇困境 　　尽管传播学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确立了初步的地位，官 方在1997年时也通过学科目录的方式给了传播学一个名分，在本学科内外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钟情于传播学的研究，但传播学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像其他相关学科一样完全成型。学科内外都 存在一些对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地位的疑惑。 　　传播学教育的困境。传播学进入中国是从高校开始的，姑且不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由复 旦大学进行过一点传播学的介绍，就是在70年代末期开始的传播学引进大潮中，高校也始终是引 进发展传播学的主阵地和主要力量。尽管在80年代的几次政治风波中传播学都曾经被推上风口， 但自1997年传播学设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后，在高校中的位置似乎不成问题了。更有一些院校 将传播学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专业直接向本科阶段延伸，设立了传播学的本科专业。在几乎所有 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也都开设了传播学类的课程。应该说传播学在教育活动中的位置是没问题的 了。可是无论是对整个专业而言还是对某一门传播学的课程而言，都面对着一个不易回答的问 题：传播学是干什么的？那些专注于就业市场的人还会直截了当的问到：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会干 什么？，“最不凑巧的是，在它（传播学）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 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因此，对于它的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学习传播学的同学特别关 心。”[1]甚至是连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专业教师，对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未来就业充满了迷茫。在教 学计划中很难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大量设置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课程将学生从进入传播学 的学习阶段起就引向了新闻媒介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而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人际 传播、组织传播以及演讲、谈判、修辞等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个人传播能力与技艺的课程在教学 计划中基本没有体现。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 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了目前就业难的现实。学生就业市场的现实直接反映在传播 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虽然说在年轻一代的教师???对传播学感兴趣的大有人在，超过了对传统新闻 学感兴趣的人，但除了个人的研究兴趣外，如何使传播学成为培养未来学生整体素质的一种支撑 性知识体系，并无多大建树。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缺乏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的内在动力。 　　传播学运用的困境。传播学在西方国家有广泛的社会运用空间，它本身也是大众化传播媒介 普及后的产物，因此在西方传播学有广泛而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体制基础、技术基 础。传播学研究和运用同社会制度、传播体制已经有了充分的和谐，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课题 的寻找与确定、研究成果的转化，都不存在社会障碍。而在我国，传播学的社会运用却遭遇了尴 尬。迄今为止的传播学理论和实务知识都是在西方传播环境下形成的，尽管我们也在二十多年中 高叫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传播学规范的成果并没有完整出现。 因此现有传播学成果在运用中就出现了在许多方面同中国传播体制和传播实践无法对接的问题。 除了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的偏向所造成的传播学运用面狭窄外，传播学理论成果的适用传播体制完全不同于目前的中国传播体制。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 观点如信息自由流动、传-受双方的平等互动、信息共享等在我国目前的大众传播体制下还缺乏 理想的生存空间。自然就很难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在1996年以后官方以各种形式对传播学的认可 和接纳曾经引起学界的兴奋和欢呼，但殊不知正是因为传播学被纳入官方认可的轨道，从此以后 的传播学研究同样走上了传播学当年在美国的发展道路。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 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内化”了。 　　传播学方法的困境。传播学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它从相关学 科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中借鉴了许多成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但经过了几十 年的努力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对于在西方的研究来说，这些研究方法是成功 的。但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的研究是否可以照搬这一套研究方法却成了问题。在目前所见到的我国 传播学研究中，大致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许多学 者钟情于此法，并在不少的学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有来自海外的知名学者连续不断地向内地学 者和学子介绍。但就内地学者而言采用此种方法获取显著成果的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机械的套用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用中国的事实来再次证明在西方已经被证 明的原理、定义、观点等。第二种也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质化方法，以欧洲的批判方法为代 表。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比较欢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