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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历程与成果分析 　　【摘要】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经历几十年的摸索，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颇丰。整理、分析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诞生与发展，理清其研究内容，对于如何定义传播学本土化、预测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诞生与发展 内容 发展前景 　　 　　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积沉千年的文化典籍中，也存有对传播现象的经典描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对传播学的中国特色研究开始走向正轨，在虚心学习西方传播学的同时，努力分析研究我国文化古典中蕴藏的传播原理，逐步建立东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西方传播学共同发展、改变现今西方传播学“一枝独秀”状况具有现实意义。 　　 　　一、传播学本土化的诞生与发展 　　 　　山东大学杨永军先生在《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造》一文中曾将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分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缓慢前进时期三个阶段，借鉴杨先生的分类，我将本土化研究的历程分成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时期、初创时期、稳步前进时期、细致研究时期。 　　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传播学开始大规模被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在这一时期被提出。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①余也鲁因此被一些学者界定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人。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30余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②传播学译著、论文大篇幅被刊载在学术刊物上。 　　2、1990―1997年，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初创时期。199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一书出版，对中国文化传播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述及研究。1993年第三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35位参加会议的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对“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诸多问题提出批评，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对媒介学科、文化冲突和信息侵略等跨国传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③ 　　中国社科院的孙旭培先生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该书从“传播与媒介”、“各领域的传播”、“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体制”、“中外传播交流”等章节进行了论述。《华夏传播论》因此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领域中硕果颇丰的领军式研究书目。另外，武汉大学李敬一教授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本土化研究已经小有规模，并有一定的体系可循，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在探索中前进。 　　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之初出现的诸多非议，诸如本土化研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有利于中国传媒领域发展，孙旭培针对这些非议给予了这样的回应：“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越是能够发掘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越容易成为世界传播学者容易吸收的东西。因此，即使出现金发碧眼的女子穿旗袍，也会如黑发黄皮肤的男子穿西装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无所谓‘不伦不类’”。④ 　　3、1998年至2001年，我国的文化传播学研究处于稳步前进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仍在探索中前进，从第一次全国传播研讨会直至1999年，大陆出版传播学专著、译著120余部，发表论文约2000篇，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员约200人，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工作在稳步中前进。 　　2001年5月，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出版。该丛书分《传在史中》《说服君王》《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三卷。该丛书和同一时期其他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的著作一样，史论内容较为丰富全面，所选史料也较为典型，但仍束缚于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没有对传播规律的独到总结，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还不明晰，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需要树立明确的理论框架。 　　4、2002年至今，我国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进入细致研究时期。这一时期，传播学多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