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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思中国教育 　　在中国教育史上，高仁山三个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字。 　　作为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他认为爱国最有力的方式，是必须把教育搞好，国民只有在教育中提升整体素质和精神力量，国家才能真正硬骨铮铮地站立起来。他存世仅34载，却有16载光阴是为教育呕心沥血。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军阀统治的斗争，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第二位革命烈士，亦为北京大学教授中被公开绑赴刑场的第一人。 　　2010年5月14日上午9点，北京植物园满园新绿，春花盈盈，鸟语卿卿，空气清爽，景色宜人，美丽无处不在。如此美好的日子，一行共百名心怀虔诚的人们聚集在这里的卧佛寺附近的高仁山烈士墓前，举行隆重的新墓碑揭幕仪式。 　　一个个花篮，一副副挽联，一支支玫瑰，一双双缅怀的眼神和一颗颗盛情的心灵，默默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烈士墓碑屹立人间，烈士精神千古流芳! 　　 　　是书生更是英雄 　　 　　高仁山，幼名宝寿，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秀才，到父辈家境破落，靠其父自食其力维持家中生活。高仁山是长子，幼时与弟弟在本县立本小学读书。他生性刚直，聪明好学，对所学过目不忘，对老师讲的课能深刻理解，尤其能俭约治身，人我一视同仁，故深受师长、父母的钟爱。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俊朗，因腹有诗书，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涵养。 　　对于教育和国家，高仁山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在家里挂着的条幅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17岁时，他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成为关系很好的校友。毕业后，他跟周恩来先后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期间，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使国权屡失。高仁山目睹此状，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悲愤异常。为聚集救国力量，他提议并发起组织了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周恩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新中”，即建设新中华之意。学会《会???》申明：“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并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 　　1918年起，高仁山曾先后自费赴美国葛林纳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在此期间，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立即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力图劝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代表不要在卖国条约上签字。高仁山以学生领袖身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自筹费用到美国各大城市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出卖民族利益。后他又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又赴英国，用半年时间调查了英国26个城市的教育情况。随后又到德国、法国调查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状况。1922年底，他接到北京大学邀他回国的电报，便于1923年1月，怀着改革中国教育的雄心壮志回到北京，开始实践他的理想和抱负。 　　高仁山回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在他的倡议下，创建成立了北大教育系。1925年春他与陈翰笙、胡适等人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市161中学)，高仁山任校长。他倡导的办学宗旨是：适合中国现代的中学教育，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主张学以致用。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风趣地说：“北京有个王麻子剪刀铺。比如艺文中学是北京真正王麻子，我是艺文中学校长，就算是真正王麻子的掌柜的，教师们就算制造剪子的工人们。你们大家就是王麻子里的各种大小不同的剪子。”意指每把剪子，都要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即，主张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生对于行为知识等种种方面随时随地的求适应求进步，做一个真正能自动及真能自治的人。 　　后来，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高仁山积极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艺文中学向师生积极传播革命和民主思想，他常说：“自校长至堂役都是艺文的主人翁，教员与学生、校长与校友都是平等的，相互之间要尊重。”在他的领导下，艺文中学的民主空气很浓，革命活动非常活跃。 　　此外，高仁山还创办了《新教育评论》，撰写发表了大量书评、时事评论和介绍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对教育界人士认识本国教育的弊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面对妻子和幼子时，高仁山又是极尽细心与温存。当年儿子高陶落地时，高仁山不甚喜悦，他兴奋地对妻子曾毂说：“与我一试验儿童教育之机会矣。”只可惜，他在自己子女身上的教育实践未能长久，便为国为教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高仁山1925年6月参加革命，曾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同年12月，他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人，为使教育界能通血脉，呼吸清新空气，给同行们提供―个磋商教育的机会，创刊了《新教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