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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重写实、尚通俗的诗坛新路 第一节?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 一、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 尤其是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 杜诗：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 二、民歌的影响 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 。 张 籍 选俗人俗事，但善挖掘 野老歌? 张籍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牧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王建 似张籍而更含蓄一些 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元稹：典型的才子型作家 艳情诗 《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悼亡诗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三首》。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饱含哀思，动人肺腑。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清·蘅塘退士 《唐诗三百首》）。 ?第二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讽谕诗 生平 诗歌主张 1、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 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其辞质而径（语言），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议论），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事件），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形式），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新乐府序》 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2、四分法：讽谕、闲适、感伤、杂律 。 3、“道”与诗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与元九书》 重视讽喻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策林》六十八《议文章》） 强调诗的功能：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策林》六十九《采诗》） 诗歌的目的：补察时政。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 “为君”而作。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 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 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 相似：写时事。相异：杜诗出之以情，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白居易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 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