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论文 论司马迁的侠义观.docVIP

论司马迁的侠义观 南 丹 【摘要】 侠客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由于司马迁的特殊经历，他为古之已有的侠客立传。对侠作了界定，阐述了侠的特征和产生的原因，从而对侠加以肯定。 【关键词】 司马迁；《游侠列传》；侠 侠大约产生于春秋战国的大乱时代，当时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尤其是战国较之于春秋更甚。繤窃、弑逆、兼并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争夺或巩固自己的权位，养士成风。最有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四人所养之士达几万人之多。这些“食客”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鸡鸣狗盗之徒，但也不乏我们现在认为的侠义之士。 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儒、墨、道、法等各思想流派纷纷涌现，提出了他们各自治愈乱世的药方。在这里面也就包含着他们对侠的不同阐述。如《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又如《韩非子·八说》给侠下了一个定义为“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在《韩非子·五蠹》又说“侠以武犯禁”，对侠不怎么友好。 有了汉之前这些我们现在知道或不知道的侠义之士和各思想流派对侠的阐述，司马迁以此为基础在《史记》中第一次为侠客立传，写了《游侠列传》。 一、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思想观念的影响 司马迁受到父亲的遗命“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开始写作《史记》。然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不久却以他“尙气好侠”的品质，经历了个人生活上的大变故。西汉名将李陵出征匈奴，不幸与大军遭遇，寡不敌众，力竭被俘。匈奴爱惜李陵是个人才，力图劝降，李陵未置可否，日日思以报答汉家。但汉武帝远在京城，不分青红皂白将李陵全家抓了起来。司马迁与李陵本无交往，“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②他激于义气，极力陈述李陵不会叛国，武帝大怒，将司马迁也抓了起来，判为死罪。然司马迁当时家境贫困，无金钱赎罪；职位低微，得不到贵官显宦为之疏通；朋友对之很冷漠，并不肯加以营救。他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最后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只好忍受着奇耻大辱接受宫刑。 司马迁接受宫刑，对他的思想、精神的刺激太深了，从而也使他的思想发生深刻的转变，而这有意无意之间，在他的整部《史记》中有所体现。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生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如赏识韩信劝高祖登坛拜将的是萧何，骗了韩信使之被斩的却也是萧何。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清醒认识了统治者的残暴，如在《张释之列传》中写文帝过中渭桥时，有人从桥下跑出来惊了他的马，他立刻派人捕捉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依法罚金，而文帝不同意处之以罚金之罪，而要致之于死地。在张释之力争之下，才使这位百姓免于一死。 有了这些认识,再回头看看自己,一旦身处危难之中,却是朝廷不仁,亲戚无情,朋友无义,那么谁人能解救自己帮助自己呢?他不禁想起了在当时十分兴盛的那些能急人所厄的游侠。他不禁大呼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因此，他在《史记》中对侠进行了清理和规范，描述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之侠。 二、司马迁对侠的界定 《史记·游侠列传》有这样一段话“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籍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堙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从这段话上，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把世俗江湖之侠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布衣乡曲之侠”第二类是“有土卿相之富”即王公贵族之侠。第三类是“豪暴恣欲之徒”即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侠。而且在这三类侠中，他既排除了“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的王公豪门之侠，也排除了“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民间闾里流氓之侠，这就剩下了“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及“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的君子之侠。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处的社会人们已有了侠的观念，但侠的观念是笼统的、模糊的，有相当广泛的人们将“布衣乡曲之侠”和“豪暴恣欲之徒”混为一谈。而两者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