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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34页
- 2018-05-10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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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汪曾祺散文的概况
其幼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后来在与父亲到乡下躲避战火时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当时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喜爱。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 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丽。 《汪曾祺作品自选集自序》 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刘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比较他们二人(其一指废名)的小说,我们会看到,他们都是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们的小说都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写意境,写人生的一种境界,尤其是他们都特别讲究文章之美。他们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他们的作品诉诸于读者的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拷问,而是美的感受和熏陶。 刘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达到了如此高超的艺术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与五四新年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与融合。如果缺少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当代性影响。 * * 1. 了解汪曾祺散文的概况。 2. 掌握汪曾祺的《四方食事》的独特性。 汪曾祺(1920—1997) 现、当代著名作家, 江苏高邮人。 主要作品 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 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 另有一些京剧剧本。 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 作者的足迹遍及全国,品味了四方的美食,表面上是写“吃”,实际上这里所写的“吃”,已经脱离了为生存而“吃”的功利层面,进入了纯粹审美的层面,即欣赏、品尝一切生活的美好的馈赠,借写“吃”表达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所以,因怕膻而不食羊肉是令人遗憾的,为了美味而敢于冒险吃有剧毒的鱼的人是可爱的,而春天的踏青挑莱的风俗则是令人神往的。 首先,借写“吃”表达一种忧患意识。 其次,借写“吃”表达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中国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里,写饮食的作品委实不少,明清之际的李渔、袁枚,现代的周作人、叶圣陶等都写过相当经典的有关“吃”的文字。汪曾祺写“吃”与前人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 所谓相似之处,主要指汪曾祺所写的“吃”与此前的作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写“吃” 而写“吃” ,即并不停留于主体对食品的口腹之欲的描写,而是更多地借写“吃” 表达主体的某种价值选择。 毋庸置疑,“吃”维系着人类的生存,没有“吃”,人类的生命之链就会断裂,因此,作家们选择“吃”这一角度写作,无疑可以透视许多重大的社会人生问题,或表达主体对社会人生的某种立场。 如周作人由“十字街头的塔”走进了象牙之塔,写下不少谈烟酒茶食的散文。此时的周作人对饮食的偏好,流露的就是他对现实前途灰心之余对社会的一种逃避,即在社会现实中无所作为,只好将精力投入到饮食中去“有所作为”,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古代的不少散文家亦是如此。应该说汪曾祺在借写“吃”而“王顷左右而言它”这方面与前人是一致的。但他所言的这个“它”,仔细辨析,则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首先,借写“吃”表达一种忧患意识。“民以食为天”,无粮则乱,汪曾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在《故乡的食物》中,我们发现,他所写的食物,像炒米、焦屑等,都是曾经在漫长的、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中给贫苦的人民带来温暖、喜悦,救过老百姓的命,即陪伴着中国老百姓度过了许多饥荒。 其次,借写“吃”表达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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