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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实证分析中的计量方法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观察收集资料，为提出理 论假说或检验理论假说而展开的研究，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 等方法。从国外经验看，民法学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各种实 证方法中，我国民法学界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除个案研究外，实证研究 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会产生大量数据，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探寻各个影响变量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此即所谓的计量法学方法。 实际上，法律现象的量化和数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 些学者不惜以各种理由来捍卫法学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 学性”，就认为已经牺牲了法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学者往往从法 是价值、规范或者事实的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现象，没有从价值、规范和事 实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识法，特别是将法仅仅视为主观的价值或者人定的规范， 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结论。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 现象的区别，未能认识到它们的一致性。虽然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可 重复性不强，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但不能因此放弃对法律现象的量化研究。法 律现象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属性。法律现象虽然主要以“质”的规定性 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现象同样 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签约率、股权交易量、交通 事故发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现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认的，法学不能 放弃对法律现象中“量”的规律的探求而将此领域让给其他学科。研究法律现 象的“量”的规律必须使用定量方法。 民法研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学性 研究、民事法律实施效果评价、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民法学的知 识图谱分析。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科学制定法律规则不仅需要借鉴、比较他国的立法经 验，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实际国情。这里的国情既包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 也包括当前的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预测下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法规则的科学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科学的预测需要引入计量方法才 能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阶段对法学现象中各个变量之 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分析，弄清影响民事法律变迁的各个因素，进而运用实 证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体现数量 关系的法规则，需要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具 体数量的确定等。又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立法机关往往不能 给出明确的说明。一个可能的路径是选用公平和效率为变量，运用统计数据， 建立计量模型，找出与变量相关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合理的效用 函数，进而极大化效用函数转化为一般的数理问题。这样才能使解决方案既在 理论上科学合理又在实际中切实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 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判断，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则不然。法律制度的实质 效力就是对实际运行中的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法律承担着特定的社 会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法律制度的优劣，考察客观 效果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否符合 “应然”状态的价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 等等。民事法律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互动，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 据其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可能会牺牲部分人 的利益，必须放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社会现实 中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对法律效果有正确的评价。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法学方 法（包括规范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分析等方法）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的局面，只有应用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给出科学的实证分析， 得出相关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运用计量法学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 律为变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影响，揭示民事法律和 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法金融学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Ｄ ｊａｎｋｏｖ等人用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效率、市场进入管制等来研究法律规 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Ｍｉｃｃｏ和Ｐａｇｅｓ等人发现法律对雇佣的保护 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是以ＬＬＳＶ组合为代表的法金融学者利用各个 样本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所有权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等，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