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心理与明代戏曲刊刻.docVIP

受众心理与明代戏曲刊刻 uel and adapt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formation of classic dramatic, such as The West Chamber. 　　[Key words] Audience Psychology Dramatic of Ming Dynasty Publication 　　戏曲受众包括读者、观众和演员。他们在长期阅读或观看戏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模式，比如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简洁明白的语言、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就使作者在创作时需要照顾受众心理。如《李丹记凡例》云：“悲欢离合之处，力脱蹊径，中间变幻百出，脉络自贯，令观者不厌。”[1]《蝴蝶梦》的本事源于《庄子》，谢国在《凡例》中指出：“编中多用《南华》事实，则说白不得不引用《南华》语。然《南华》文辞玄奥，观者尚未了然于目，听者安能了然于耳？屡欲易以家常浅近语而不能，抑且不敢。稍微芟繁就简，使听者即不尽解，或不甚厌而已。”[2] 　　那么，受众的心理对于刊刻者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一方面，满足受众对作品的期待视野，如受众看到精彩表演后，希望得到案头之曲；或为了阅读起来更舒适，而渴求刊本形态发生变化；或看完作品后潜意识里开始幻想续集的情节。另一方面，超越受众的期待视野。新事物使受众产生新鲜感，刊本出现与众不同的内容，给受众带来惊喜之余拓宽了他们审美标准。可见，受众心理对于戏曲刊刻非常重要。对于家刻来说，质量高的刊本更利于亲戚朋友间流传。至于坊刻，受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更加关注受众心理的需求，以增强刊本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针对受众这些心理，刊刻者从多方面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刊刻事业的发展。 　　1 受众心理与戏曲刻本的产生 　　受众心理影响了戏曲刻本的产生，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受众喜读心理使作品以刻本的形式流传。如胡天禄《劝善记跋》指出：“好事者不惮千里求其稿，赡写不给。乃绣梓，以应求者。”[3]在词曲仍受鄙视的明代，一些文人的写作只求自娱自乐，而不是广传天下。这种秘而不传的创作心理使受众无缘目睹他们的作品。有幸被刊刻的，大多是作者友人或书商根据受众的需求拿去付梓的。《劝善记》得以刊刻，正是因为受众看到珍贵的抄本，或是看到戏班的表演，对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又如李开先介绍《打哑禅》《园林午梦》的刊刻缘由时说：“借观者众，从而失之。失者无及，其存者恐久而亦如失者矣。遂刻之以木，印之以楮，装数十本，藏之巾笥。”[4]戏曲受欢迎是好事，但是如果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则很容易丢失。因此，受众喜读的心理有时也给作者带来麻烦，为了保存作品，又让受众广泛阅读，只好求助刻板。 　　其次，受众喜读心理使戏曲刻本被翻刻、重刻，从而产生众多版本。这种阅读心理或缘于刻本被抢购而空，如凤馆刊《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认为，《西厢记》得到李贽等名家的评点后更加畅销，以致“鸡林购求，千金不得，慕者遗憾”，所以“顷余挟箧吴越之间，谒掌故，得二先生家藏遗草，归以付之杀青，为自叹王关功臣”[5]。或者缘于对刻本的不满，如少山堂刊刻的《刻出像释义西厢记引》云： 　　盖此传刻不厌烦，词难革故，梓者已类数种，而货者似不惬心。胡氏少山，深痛此弊，因恳余校录。不佞构求原本，并诸刻之复校阅，订为三帙。《蒲东杂录》录于首焉，补图像于各折之前，附释义于各折之末，是梓诚与诸刻迥异耳[6]。 　　这些说辞似乎有打广告的嫌疑，但是从受众的角度考虑，未尝不是如此。《西厢记》刻本众多，但是伪托本、拼凑本也不少，所以受众仍然“不惬心”，盼望更加精良的版本出现。 　　再次，受众“慕名”心理使戏曲刻本提前发行。虎耕山人《蓝桥玉杵记凡例》云：“本传兹因海内名公闻多渴慕，故急刊布，未遑音释，重订有待。”[7] 书坊为了抓住商机，连注音和释义也顾不得了。汤显祖“四梦”在明代甚是流行，张弘毅本想出一套《玉茗堂四梦》，但最终是将“几令西厢减价”的《牡丹亭》先行发刊。他在《凡例》中说：“本坛原拟并行四梦，乃《牡丹亭》甫就本，而识者已口贵其纸，人人腾沸，因以此本先行。”[8]考虑到受众对刊本的热切期待，张弘毅只好临时更改出版计划。 　　最后，受众解读作品时的猜测心理使戏曲刻本产生。《紫箫记》是汤显祖的处女作，根据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为题材而创作的，但写到三十四出就搁笔。他在《紫钗记题词》中说：“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初名《紫箫》，实未成。”[9]受众没有看到完整的剧本时，就开始揣摩作者创作意图是什么，总喜欢将虚幻的剧情与作者的真实人生相联系，就像现在的索引派解读《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