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民族法制史.ppt

少数民族法制史 田艳 2009年9月 有史以来，我国民族法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内容大致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一是夏商周以来历代主干王朝为民族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对各少数民族制定和形成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三是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根据本地本民族制定的地方法律规范；四是少数民族自己逐渐形成和普遍适用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这四者多元一体，不可或缺，它们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法律制度。 一、古代民族法制的历史演进 （一）奴隶制民族法 在形式和特点上，中国奴隶社会的民族法是与中国奴隶制法律制度相统一的，其形式主要是刑与礼；其特点主要是通过族邦国臣服求大统。 1、“刑以威四夷” 由于夏、商、周都是通过不断征战走向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因此华夏族文化同时不断向四外扩张。所以，各族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这种现象，决定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奴隶制民族法(族刑)，来源于或出自于部族征战法。即是指夏族建立的夏朝，后来商族建立的商朝和周族建立的周朝，其民族法都是在部族征战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中国法制究竟起源于何时，未有定论。通说认为，古代民族法制起源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夏代已广泛存在的部族战争。大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来王；”[1]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道，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弄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2] [1] 《尚书·大禹谟》，见《埂三经注疏》第135页。 [2] 《国语·周语上》。 以此可窥当时关于祭祀、朝拜、纳贡方面的礼法关于甲兵、征伐方面的“大刑”，以及用于确定名份、改选朝见的五服之制，是上古代民族法制的重要内容。诚然，夏商周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并无严格的“主属”关系，三代王朝一般不过问边远少数民族的内部事务，而由其自决处理，少数民族部落并不受中央政权及其国家法律的直接管辖。 如苗族的先民就推行本民族的习惯法，据史书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1] [1] 《尚书·吕刑》。 2、“德以柔中国” 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奴隶社会里，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在政策法律上，基本上都是采取两套做法。一是如上面所说的即对异民族的“刑以威四夷”和刑以治奴隶。另是对本民族内部的管理政策和法律，采取“德以柔中国”的办法。这里的“德”，是指调整本部族或氏族内部关系的规范。这些规范不是刑，而是族内的原始习惯和伦理道德。这里所谓的“中国”，是指居于国中的同族人，即“国人”。 （二）封建民族法制 一、先秦为采卫时期，少数民族与夏、商、周政权并无严格的主属关系，仅为归顺三代王朝的“采卫”而已，因此其“因其故俗而治之”，不受中央政权及国家法律的直接管辖； 二、秦汉为郡县时期，秦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行政建制上，“县有蛮夷曰道”，与内郡县的管理有所区别。汉在秦郡县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边郡边县，并对归降的少数民族设属国都尉与护羌校尉，进行专门管理和警戒，形成了“专杀”与“恩宠”两大民族立法原则的对立； 三、魏晋为割据时期，天下分裂，战乱不已，长时间的区域性地方政权对峙，几乎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民族法制，但无论是汉人割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施政与立法，都主要表现为恩威并施、统分兼顾的政策导向，基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很难产生稳定而成体系的民族法制。 曹魏对东夷、西域等边远民族多采取笼络政策使之宾服。唐代蜀州刺史张柬之赞叹诸葛亮“使其渠率自相统属，不宠汉官，亦不留兵镇守”，可谓“妙得羁縻蛮夷之术。”[1]西晋因魏制，对周边民族也主要采取恩威并施的笼络政策。南朝在蛮人聚居地设置特殊行政区即左郡、左县。其含义主要有两层：一是冠以郡县这名，表明蛮族已非“化外”之域；二是冠以左字，表明它又确与内地郡县不同，即不打乱蛮夷族原有的管理形式，不干预其内部事务。[2]而与南朝对峙而立的是以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亦多采取因地制宜，胡汉分治之策。“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四、唐宋为羁縻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羌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地设立羁縻府州，由少数民族酋豪担任刺史或都督，用本民族习惯法自主约束内附的少数民族羌人，羁縻府州由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管理，羁縻州对唐王朝履行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上的义务； 唐朝的民族法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