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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增长动力机制重构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显着改善。然而，中国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消耗、高污染、牺牲个人福利以及经济运行体制扭曲的代价。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的倾向已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与赶超的后劲不足等问题变得愈发紧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1］，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增长效益上来。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进入“新常态”。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已经发生趋势性逆转，导致原有增长模式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因此，如何针对发展阶段转换时期的结构转型矛盾重新构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转变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与动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等话题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在“四万亿”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后，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0 年 2 季度开始放缓，特别是 2012 年 1 季度以来 GDP 增速已连续十一个季度低于 8%。考虑到 2014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中国经济连续 5 年增速下降，连续 3 年增速低于 8% 已成基本定局。 　　这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下滑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增速放缓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为此，许多国际机构和投资银行纷纷下调中国 2014 年的GDP 增速预期( 见表 1) ，国外一些评论也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表示担忧，“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再一次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即便在改革开放的 35 年中，中国经济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等原因，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不同幅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长率也并非保持稳定。若是进一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与收入水平接近的其他金砖四国相比，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稳定性方面，中国经济显然更胜一筹。【1】 　　 　　实际上，无论是乐观者的看好还是悲观派的唱衰，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举世关注。从国内看，尽管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 9. 8% 的高速增长，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 GDP 仍然只有美国的 19. 4%、日本的25. 7%，在世界214 个国家中排在第114 位;接近一亿人尚未摆脱贫困，其中 80% 是农村人口; 每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者约为 1 300 万人，其中一多半是等待就业的大学生。这一系列数字说明，对于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而言，GDP 增长速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与社会和谐、稳定密不可分。从国际上看，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 年的 1. 8% 提高到 2011 年的 10. 5% ，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上升到14. 32% 。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整个世界已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溢效应显着。研究表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2］，在新兴市场中，中国的增长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其他新兴市场的增长率会立刻上升 0. 1 个百分点。随着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这种正面效应会不断增大。可以说，世界经济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 　　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稳增长压力陡增。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均呈现回落态势( 如图 1 所示) 。 　　国内消费持续低迷，自 2010 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预期下降等都抑制了消费意愿。 　　中央八项规定和各项反腐措施出台在纠正不合理消费的同时，也间接地冲击了国内消费增长( 刘伟，2014)［3］。在投资方面，由于社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下降，固定投资增速仍延续回落之势。特别是 2014 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进一步拖累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外贸进出口方面，受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共同作用，我国出口传统的成本优势正逐渐被东南亚地区超越，高端制造又面临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挑战。因此，全年的外贸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在企业生产方面，制造业 PMI 和工业增加值自 2011 年以来一直处于收缩过程( 如图 2 所示) 。外需恶化、内需放缓、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去库存压力都令制造业承压，企业整体盈利仍在低位徘徊。实体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竞争力，生产率难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