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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辨析 　　[摘要]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源的研究中，有些观点似是而非，有些观点不够全面，有些-观点过于简单化。本文选取“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改革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改革的对象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机缘还包括什么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辨析。 　　[关键词]改革起源；问题；辨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 928X(2010)04-0006-03 　　 　　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源的研究中，一些观点已经耳熟能详，似乎不言而喻了。但稍作推敲可发现，这些观点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不够全面，有的过于简单化。本文选取四个相关问题略作辨析。 　　 　　一、“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 　　 　　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十分流行，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或基本动因。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该观点都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可质疑之处甚多。 　　第一个质疑来自史实层面。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五六十年代之交以及“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增长之中。资料显示，1950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工业增长13.5％，农业增长4.3％。从国际比较来看，同一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日本为12.04％，前苏联为9.5％，美国为4.5％。1951到1978年间农业的发展速度，前苏联为3.6％，美国为1.8％。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莫里斯?迈斯纳在历数“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时判断：毛泽东时代“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当然，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民生状况改善不大，但用“濒临崩溃的边缘”来形容上述状况，还是不尽客观。 　　第二个质疑来自逻辑方面。退一步说，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也难以遽然断定这与“市场取向”的改革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明确的因果关联。如果说，处在“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局势导致了1970年代末的改革，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60年代初，而是在经济形势相对已经好转的70年代末呢?如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运行的混乱、民众生活的困顿相比70年代末，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真正是“已经处于崩溃状态”。更饶有兴味的是，经过国民经济调整，60年代初恰恰是中国计划经济比较典型和规范的时期。显然，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解释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基本动因，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 　　可以说，用“经济濒临崩溃”来解释改革的基本动因，越来越难以为人所接受，恰如有人指出的，“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那么，改革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呢?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因素之间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本文仅仅着重指出，用“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解释改革的基本动因，其说服力是不足的。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时期的改革发端于农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城市改革逐步展开。但近年来出现另一种意见，认为城市改革的起步先于农村，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已经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只是最初成效不彰；而在此时，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存在偏颇。它们都试图简单地从绝对时间上比较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发生次序，却忽略了这两种改革的差异性和某种程度的不可比性。从基本内涵和特征来看，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迥异其趣，前者是民众“自下而上”自发的改革，后者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民为了重获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支配权，又一次自发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这种行为在当时仍属“非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只是由于处在大转折的背景下，加上一些开明、务实领导人的支持，农民的自发努力才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步获得合法地位，被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所承认。正是基于农村改革的自发性，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而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政府自觉主导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率先决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