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领导下《中国学生导报》.docVIP

南方局领导下《中国学生导报》 　　酝酿与筹办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作为民主运动堡垒之一的复旦大学（指1937年底由副校长吴南轩带领迁到重庆的那部分）已暴露身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运动骨干为安全计，在南方局的指示下撤离。留下的地下党员也隐蔽起来，暂时停止活动。刊物《诗垦地》也已停刊。反共寒潮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 　　 1942年底，在巨型壁报《文艺垦地》的启示下，张天授、李本哲、戴文葆等人以民俗语学会的名义成立了“夏坝风”社，出版了壁报《夏坝风》。创刊号上李本哲撰写的发刊词，张天授研究歇后语的文章，以及后来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现实意义的学术文章，均引起严肃思考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同学以至教授们的注意。 　　 1943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作为民主堡垒之一的复旦大学，已不是《夏坝风》的一星火花，???是显示出一派勃勃气象，学术讨论会，新闻晚会、文学晚会、“战争与和平”讲座接踵而至。新闻馆在建设，壁报社团也纷纷成立。至1944年春，壁报已达27种，除《夏坝风》（张天授、李本哲主编）及其副刊《文学窗》（束衣人等主编）外，如《政治家》（孙务纯、茅祖本、戴文葆主编）等，颇受学生欢迎，吸引了很多读者。形势的发展使斗争形式有了进一步联合的必要。《中国学生导报》正是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创办的。 　　 1944年7月4日下午，复旦大学约30名学生在夏坝嘉陵江畔的“江风”茶馆举行了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大会，正式开始筹办《中国学生导报》。成立会上选出了干事会，组建了编辑部、经理部、推进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四个办事机构。总干事杜子才，编辑部负责人戴文葆、施?，经理部负责人吴景琦、刘宗孟，推进委员会负责人陈以文，财经委员会负责人陈其福、王兰骏。 　　 “中导社”成立伊始，便得到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具体领导，并得到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领导的指示，这无疑增强了“中导社”成员的信心与勇气。 　　 当时，国民党对报刊控制很严，在重庆办报刊，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内政部登记。登记时必须有两个人出面，即发行人和编辑人。 　　 当时，由在复旦任教的张志让介绍，约请当时重庆三民主义同志会负责人―――在重庆大学执教的甘祠森（1983年病逝，去世前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担任发行人。甘慨然应允，并立即为《中国学生导报》获得批准、登记而奔走。 　　 甘祠森先找到邵力子，因邵是复旦老校友，又曾任过中宣部长。邵说中宣部的事他不过问，但可以写介绍信让甘祠森去找也是复旦老校友、时任中宣部主任秘书的章渊若。章是一个十分圆滑的官僚，甘祠森两次找他都未果，使得甘祠森十分生气。 　　 最后，甘祠森通过老朋友关系找到中宣部新闻处长马星野。马虽是CC分子，却不像章渊若那么圆滑，当即一口应允，没几天就顺利解决了。在中宣部办好手续后，又从内政部领取了登记证。 　　 1944年12月22日，《中国学生导报》创刊了。这天出版的《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右上方刊登了一个醒目的广告：《中国学生导报》出版了。作为发行人，甘祠森对《中国学生导报》在经费周转、稿件组织、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都给予全面支持和帮助。沈钧儒、史良、邓初民、张志让、洪深、潘震亚、章靳以等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史良还在经济上给以较大帮助。甘祠森还托何其芳、叶以群代约一些知名作家为《中国学生导报》撰稿。即使在以后日益险恶的环境中，甘祠森仍然坚决承担发行人的名义，毫不动摇。 　　 编辑人请的是复旦大学四四届毕业生廖毓泉，因他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但政治态度又比较开明。他虽未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的实际工作，但对《中国学生导报》出刊后的政治方向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从未有过异议。廖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筹集、募捐、预订款以及创刊不久便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每月拨给5万元的出版经费，加上上层民主人士的捐助，经费基本上得以维持。李?把他市区的住处作为《中国学生导报》的公开地址，解决了市区的办事和联络人员及处所的问题。这在当时是承担着极大风险的。 　　 　　火种与号角 　　 　　 《中国学生导报》四开四版，报头是何燕凌根据大家意见从鲁迅书简中临摹下来的。 　　 《中国学生导报》从创刊起就把宣传的根本任务定为将正在兴起的学校民主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使它成为学运的火种与号角。 　　 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国民党大玩反革命两面手法，对学校仍采取反动的黑暗统治。《中国学生导报》对教师待遇菲薄、学生公费贷款低微，教师、学生生活贫困；教育的复古；对学生思想的控制、行动的束缚、生活的干预，如集会要登记，壁报要检查，不准说正直的话，不准读进步的书以及特务横行，检查学生信件，监视和逮捕进步学生等等法西斯高压手段，采取由浅入深、先晦后明的揭露和批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