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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青春期片段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制造》这部青春悲剧电影的结尾，在青山荒冢之间，广播里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放着这段毛泽东在1957年对青春学生的讲话。激昂的励志语调配上悲凉的故事情节，让初次看到这部电影的16岁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时我就开始经历和思索着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这个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城热爱地F文化和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好些黑暗的东西，好些挣扎、苦痛，当然，亦包含着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欢乐。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我小说里描绘的青春生活，与土蒙在《青春万岁》里写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国家除了关心GDP以外,还应该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因为青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纯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挣扎与理想主义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处境并不乐观，甚至这些年，在大陆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出现更多更真实的描写年轻人的作品。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青春是艺术里永恒的题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缺席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视了’那些少年心事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何区别?我们处在世界的几个坐标点上?难道我们有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和实力吗?只有数字是最重要的吗?这都是我感兴趣却无法确切地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也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试图用几个小故事来勾勒一下不同国家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我和美国摄影师Dayid在伯克利小镇的一家典型的美国式餐吧吃饭，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柜台前的大彩电里播放着运动节目，服务员是来自于附近大学的学生。我点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为了避免浪费，我只好告诫自己“北朝鲜的孩子们还挨饿”。Dayid告诉我，以前美国父母教育孩子别浪费饭菜时会说“吃???它!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前几天，我刚作为中国年轻作家在北京参加T--个“中俄青年文学之夜”的活动，认识了几个同龄的80后俄罗斯作家。几天后，我一个八去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往的宾馆找他们玩，我们边喝着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伏特加边用英语聊天。他们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放松多了。他们纷纷问我关于中国作家、中国年轻人、中国社会等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别切伊金问的：“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中国年轻人染绿头发2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相似?”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说，我原来就染过绿头发。不但如此，北京还是一个音乐重镇，各种风格的乐队应有尽有，punk、skinhead、说唱、重金属、电子、迷幻……最后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去正确的地方。来参加文学之夜的文学爱好者又同时是摇滚乐爱好者的人，几乎没有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里面，好像染绿头发、红头发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没有资格喜欢文学似的。实际上，文学与音乐都是艺术。完全应该交流和共融， 　　我们又谈到了备自的阅读。中国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对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们推崇备至，而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则表示，他们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文学除了吸收经典文化外，还应该向前看。 　　的确，在交流上面，语言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交流。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作家和俄罗斯年轻作家有许多共性。 　　我在纽约学英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于五湖四海，而内地的学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学一起去逛中央公园。我发现他的英语还没有我的好，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急不恼。这是种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跟美国人说英语，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便问：“您还会说什么语言?”他说：“英语。” 　　他也比较有钱，一方面是本身家里就有钱，另外就是他在纽约打黑工。他说并不太担心被发现后遣送回国，反正日本人来美国比较方便，停留时间也更长。这给了他们自信。 　　很快我就发现，班里的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最有钱了，他们经常在学校的食堂里点那种不怎么好吃却比较贵的点心来吃；其次就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学，他们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国人。 　　我在纽约有个朋友在一家摇滚乐俱乐部工作。每次都有人问她，你是日本人?韩国人?每次她都太声地告诉他们，她是中国人。她曾被这些提问困扰多年，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国女孩能在纽约的摇滚俱乐部里工作得风声水起。 　　我去那家摇滚俱乐部玩时，也遇到陌生人问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他们立刻就说，哦，我知道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