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饭店,城市文明一个原点.docVIP

国际饭店,城市文明一个原点 　　保持上海最高建筑纪录五十年 　　 　　国际饭店是上海的地理高度，更是心理高度。它是上海的象征，城市文明的结晶――这么自恋地唠叨是不是有点招人嫌?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一片痴情。 　　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南京路游玩，走到国际饭店对面的人行道上，他停下来指给我看：喏，这就是国际饭店，高吗?我仰起头，不断地仰起头，那幢被深赭色大理石墙面包裹的高大建筑像一座大山那样轰隆隆地升起在我面前，不免有点害怕，后退一小步，眯起眼睛，努力克制陡然涌起的晕眩。我还发觉，从它顶上飞过的白云，似乎也要飘下来，飘在我的脚下，而南京路上急驶而过的汽车，也像潮水一样在身边哗哗淌过。这就是国际饭店给一个孩子的最初印象。 　　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感，父亲跟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乡下人初来上海，跑到这里来看国际饭店，他不断地仰起头、仰起头，结果正好有一阵风吹来，把他的帽子吹到地上啦。 　　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国际饭店的经典笑话，它可能寓含着上海人对外省人的轻视，当然也不乏自嘲精神。彼时大人经常对小孩这样说：到南京路看国际饭店，当心被大风吹落帽子。更“恶毒”的是一则童谣：“乡下人，到上海，国际饭店去吃饭，呒没钞票滚僚娘的蛋，廿四层楼掼下来。” 　　小时候传唱时，并不感到其中有地域歧视的含义，也无羞耻感，一味地开怀大笑。长大后才认识到，上海人实在没有资格去嘲笑乡下人，因为绝大多数上海人也没有实力与勇气去享用那里的牛排与咖啡。一直到读小学三年级，我走近它时还是大气不敢出，看到铜框的旋转玻璃大门徐徐转换着光怪陆离的街景，门口的侍应生身穿神气不让将校的呢制大衣，戴着雪白的手套，表情严肃无比，进进出出的多为外宾，迎送他们的是进口轿车，打死我不敢梦想日后要进去撮一顿。国际饭店对一般市民而言，是熟悉的，可以矜夸的，也是陌生的，冷漠的。 　　再后来，我对上海史的研究兴趣不断加深，我知道国际饭店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意义在于：它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几家大饭店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而且这个称号保持了三十年，在上海呢，最高建筑的纪录也保持了五十年。 　　1931年，由中南、大陆、盐业、金城这四家中资银行共同投资兴建了这座大楼，刚建成时叫四行储蓄会大楼，总高24层，客房168间。这座大楼几乎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摩天大楼的直接翻版，深褐色面砖和竖线条的轮廓处理，层层收进的顶部造型，无不反映出美国艺术装饰主义建筑的特征。它采用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为加强整体刚度，外墙也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为了防火，钢框架结构外面也全部包上了混凝土，每层设有消防水龙头和当时极为先进的自动灭火喷淋装置。这座大楼的建成标志着上海高层建筑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替它描绘蓝图的便是近年来知晓度大大提升的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建造商则是本土的陶馥记营造厂。1933年，年轻的贝聿铭途经尚未正式开业的国际饭店，仰望之时，虽然没有被大风吹落帽子，但崇敬之心已油然而生，未等读完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便踏上去美国求读建筑学的道路，并终成一代国际建筑大师。 　　国际饭店在上海的地标意义不可撼动，说它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文明的制高点也不为过。因此，不少社会名流和外国政要都选择在此歇脚。张学良、梅兰芳、胡蝶、卓别林在这里下榻过。抗战胜利后，陈纳德与陈香梅在14楼的摩天厅里举办婚礼，举起军刀切开喜庆蛋糕。宋美龄在15楼的套房里，接通了大洋彼岸罗斯福总统夫人的电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下榻国际饭店后想享受优惠价，结果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后才得以实现…… 　　国际饭店插上红旗后，进城的解放军从它面前走向“明朗的天”。新上任的陈毅市长在饭店接见了解放军团以上指挥员。1959年，郭沫若登上饭店屋顶欣然题诗两首。此后，不少名流学者都为饭店留下了墨宝，据国际饭店总经理竺培基先生介绍，几代艺术家先后留下六百多件书画作品，成了饭店的传世之宝。 　　 　　饭店里自建文史馆 　　 　　当然，国际饭店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这里我想起了两个历史截面。我在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得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天，这位沪上名医正好在一片混乱中被熟人叫去出急诊，来到跑马厅英国总会附近，总会大楼在战时被占领，成为日本宪兵司令部，此时正在仓促遣散为他们服务了多年的高丽人和中国台湾人，每人十块银元，有一“高丽先生”嫌少，被“日本老爷”一枪毙了。接着日本宪兵还以机关枪扫射的方式处决了_一批关押在内的“造反的日本军人’。接下来，他又看到司令部里“成万个军人寂静无声地跪在地上，台上已经放着一架唱机和话筒，由几个高级军官，诚惶诚恐地捧着一张用黄巾包裹着的唱片，放上唱机，翻出一篇演说词(后来才知道是日皇宣布投降的诏书)。演说词播完，全场军人都抱头痛哭……许多军官依次抽出军刀放在台上那张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