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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面前“分配”难题 　　美国没能有针对性地解决1980年代以来恶化加剧的国内收入分配情况，而在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上两届共和党执政期内，政府还一直在削减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如果奥巴马政府最终与布什政府大同小异，那么人们也就不必希望太多。 　　 　　那些去年经美国纳税人的巨额资助才得以保有现在工作的华尔街金融高管们，今年迅速从终于获得的“流动性”中，给自己包了一个大红包。这对于美国人，其实是一早就可预见的事情。 　　2008年布什政府对那些大金融机构拟定援助计划之初，就有独立国会议员提出，要把接受纳税人公共资助的公司高管年收入限定在400万美元，并且对于濒临破产、索求公共援助的公司，这已经是很慷慨的数字――每天都有那么多行业、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要关闭，这些公司的高管们只能下岗，或者接受薪水更低的其他工作。 　　但布什政府放松了对接受公共援助者所承担义务的要求。在“(公司)太大以至于不能失败”的逻辑掩护下，大金融机构反而在抵制妥协的筹码上似乎更高一等。而与人们的预计相符，那些实际上已经在管理上失败的金融高管们的巨额分红如期发生，于是也才有了奥巴马政府对2009年受公共援助公司高管分红设限的马后炮式政策。 　　奥巴马政府还有一年时间具体制定、落实他们提出的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高管限薪令，以防止某些高管们在公共荷包中打劫打得太夸张，让奥巴马想做所谓超越党派的中间派也做不成。但是人们没有对指向现金收入的限薪令的作用抱多大希望。一个单薄的限薪令，透露出的更多是美国国内政治在收入差距问题上的束手无策。 　　 　　趋势难改 　　 　　根据耶鲁和康奈尔的学者统计，在美国上市公众公司中，公司列前五位最高职位的高管薪酬在1993～1995年大致占公司利润的5％，在2001～2003年则占了公司利润的10％，在这个巨大的增长中，其中20％可以归因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其余80％的增长缺乏合理的解释。 　　 　　而根据另一个指标，美国那些首席执行官们通过对股东和雇员的“合法”掠夺，让高管薪酬相对一般雇员的薪酬比例从1965年的24倍上升到了2007年的275倍。在2008年损失超过350亿美元的纽约金融证券商们，用将近200亿美元的分红犒劳他们的高管们的管理失败，正说明了美国的超高收入群体几乎可以毫不受约束地把余下的多数人越甩越远，即便遇到经济危机、需要借钱向高管分红这种极端情况，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对于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没有停止恶化的国内收入分配鸿沟，美国两党交替的政府没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而且在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上两届共和党执政期内(民主党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后，才控制国会参众两院)，政府还一直在削减那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按照普利策奖得主、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本?巴格迪坎(Ben H.Bagdikian)的说法，在国家政策上，民主党已经越来越往中间站，共和党中的相对中间者也受到排挤。而共和党的深度右翼势力现在却被称为“普通”的保守观念。 　　对于高管薪酬的巨大上涨趋势，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曾在1993年颁布法令，把公司支付给高管薪酬的现金部分的课税扣减上限规定在100万美元。但各大公司迅速扩大了非现金薪酬的部分，用股票、权证以及和公司短期利润联系更紧密的分红规避了克林顿政府的法令，并且多少刺激了高管们做大金融市场短期价格的欲望。由于非现金收入没有限制并且越来越膨胀，此后高管们的收入继续大幅攀升，而奥巴马政府的限薪令同样只是主要针对现金分红，虽然也对股票分红的售出条件作了限制，但根据过去的经验，人们自然怀疑它最终的实际效果，很可能无力扭转趋势。 　　 　　税制能否回头 　　 　　面对经济危机，美国要解决的高低收入失衡问题并不尽在于几家接受公共援助的公司的高管高薪。面对作用有限并且无法持续的政府限薪令以及难以兑现的普通股东对高管薪酬的否决权，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在网络公共论坛里，自然而然提出了政府需要把最高收入群体的所得税税率调整到50％的意见。那么，像那些金融高管们要求的200亿美元薪酬至少有100亿可以回到扶助真正弱者的公共项目中去。但现在，他们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只有33％。 　　美国过去的所得税税率是5级累进制，其中有3级税率超过30％，最高一级税率为39.6％。但在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布什任期内，把最高所得税税率降为33％，并且只有最高一级税率超过30％。布什在任期内，还与国会共谋大幅削减了遗产税税率。布什并且两次提案要永久取消遗产税，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在参议院受阻，尤其是美国保有良知的120位亿万富翁联名要求国会否定布什的提案，主张遗产税不能取消。他们说，财富的过于集中，会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请向我们征税。在布什之前，克林顿曾在他的任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