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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反哺农业视角下财政支农制度研究 　　摘 要：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很大程度体现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支持上，然而现在我国的财政支农存在着力度不足、结构不合理、相关体制和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和使用混乱、与国际接轨不够等问题。财政支农制度的这些弊病严重制约和束缚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因此，应该采取相应的举措，建立更完善的制度。 　　关键词：工业；农业；财政支农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5-0057-05 　　 　　2004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其中包括农业税的减免、农民种粮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阶段，支农惠农政策对于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也随之越来越突出。这在某种程度上警醒我们，财政支农政策可能存在问题。 　　 　　一、财政支农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病 　　 　　（一）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足 　　我国财政支农投入的绝对量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并没有相应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强，我国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也在增加，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80年的15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3172亿元，短短的25年间增长了25倍。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由1996年的77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7161亿元，十年内增长了9倍多。然而即便这样，这种对农业的支持较之西方国家也相差甚远。统计数字显示，1996―2009年我国财政支农占农业GDP的比例平均在9%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30%―50%之间，巴西、印度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10%-20%之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农总体力度不足，加大财政支农的幅度仍然有较大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财政支农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同时，三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却在不断降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虽然有起伏波动，但总体上没有大幅度的增长，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表一所示，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从1996到2006???大幅下降，2007年跌至谷底，近两年随有所回升，但增长很小。这与我国《农业法》所规定的“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相矛盾。 　　 　　目前，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统计口径过宽，如果剥离掉本不属于对三农的支持，我国的财政支农力度要更小。例如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治理方面的支出，很少直接用于三农，也基本上不是出于农业和农村的目标；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各级地方政府因农村税费改革而减少了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而补偿给他们的补贴，其主要用途依然不在农民身上；农产品政策性补助，主要是补贴国有粮食流通企业的，其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部分与农业和农民没有直接关系。由此看来，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中央财政支农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财政支农力度很大，其实真正用于三农的实际投入水平非常低。 　　（二）地方财政支农能力不足且区域差别较大 　　近年来，在财政支农方面，我国的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对于三农的支持，绝大多数来自于地方政府。如表二所示，中央财政的投入大约占总支农支出的8%，而地方政府则担负了其中的92%。就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中央财政仅仅支出了其1.7%，而地方政府则是6.5%。由此可见，在财政支农上，地方政府处于主体地位。 　　 　　另外，从表二还可以看出，就财力而言，中央比地方的实力更加雄厚，然而，在支持三农方面担负的责任，中央远远小于地方。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增加，相应的调控能力也逐步增强，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然而其财政支出和担负的责任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其在财政支农中的主体地位丝毫没有减弱。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地方财政预算困难。按照目前农业投入有关规定，在上级财政下达农业项目资金时，地方财政必须就有关项目按一定的比例拿出相应配套资金,以便加大投入力度。地方财政承担起自己的支农责任尚且不易，更谈不上去筹集中央政府的配套资金，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因配套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了项目的实施乃至使得计划被迫中断。 　　地方财政支农规模区域差别较大，影响财政支农的整体效益。我国财政支农的投入东部地区最多，西部次之，中部最少，无论是总额还是人均都呈现出这一态势。东部地区财政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加，稳中有升；西部地区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其支农力度也在逐步增强，但是稳定性欠佳；中部地区分布着若干粮食大省和农业支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