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观念岭南文化血脉延续.docVIP

广东观念岭南文化血脉延续 　　 　　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 　　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新文化。 　　这是1995年笔者对岭南文化的两个结论性看法。时移世易，12年荆棘行过，这个看法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趋明晰和深刻。 　　中国现代化的岭南登陆是历史定数，别无选择。这个登陆是以“广东观念”为支持、为依托的。“广东观念”与岭南文化一脉相承，融会贯通，加上天时地利，成就了广东的繁荣与辉煌。 　　 　　“广东观念”与岭南文化一脉相承 　　 　　自古以来，岭南被视为“化外”之地、“瘴疠”之乡，但由于面海离陆、毗邻外邦的独特地理条件，汉唐时期就已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门户。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此代相延续，即便在厉行闭关政策的清朝亦未中断。岭南文化在历史的沉浮中塑铸了其独特品格。近代以来，这种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总体保守封闭的格局中显出弥足珍贵的创造性，开启了“睁眼看世界”的新时代，岭南成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主角。进入当代，“广东观念”在岭南文化的血脉延续中再一次熠熠张彩，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的当代表象。它所体现的就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岭南性”―― 一曰海洋意识，二曰德商伦理，三曰平民色彩。 　　海洋给了岭南人更加开放的条件，“漂洋过海”这种中西经济文化碰撞嫁接带来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资质，使之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独一无二的“另类”与“异数”。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岭南人比其他地区的民众更直接地感受着社会矛盾的尖锐、社会动荡的激烈与民族危机的迫在眉睫，岭南人由此突破教条的禁锢，实现了由务虚到务实的思想转变。在其他地域仍闭关自守的情势下，广东已处于半开放状态，即面向海洋的开放。 　　广东的商品农业发展较早，商品农业的发达推动了城乡手工业和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广东曾一度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到过广州之后说：“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正因为如此，广东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地摒弃了中原文化“耻言利”的意识，强调功利和务实，重利而不图虚名，求实而不务空华，夸富而不计尊卑。广东近代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就提出“经商求之有道，将欲利己以利人也”以及“商政”、“商战”、“实业救国”等观念。强调求之有道，强调厚德，强调利己也利人，这种“德商伦理”成为“广东观念”的一个亮点。 　　近代岭南文化具有强烈的大众性和平民化色彩。平民化与商业化的结合，暗合“现代性”必备的两种观念：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市场经济，成为未来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和必备武器。如果说大众化概念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主要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那么，大众化概念下的文化观念，则决定着人们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价值标准和对文化产品的取舍标准。平民性和商业性正影响着人们生存状况最深层的因素。 　　 　　吴有恒、卓炯承传“广东观念” 　　 　　建国以来，岭南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广东观念”以其独特的岭南性得以承传和发展。 　　1956年，吴有恒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对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的意见之商榷》一文。这在中国，是首次对斯氏的“价值规律”论、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发出挑战的檄文。 　　吴氏论断机趣、犀利： 　　为什么农民有时不按国家计划扩大生产？那是因为价格太低了。为什么农民嫌价格太低呢？农民根据什么标准说它太低了呢？可见农民自己的脑子里有个价值法则，他看到价格和价值不符，便要来批判。他宁可服从他那个价值法则而不服从我们的计划。例如，广东曾有一个时期，花生价格比豆饼价格还低，农民便说：“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给我，还要讨我更多的钱？”农民不肯种花生了，农民这样想时，不正是根据价值法则吗？不正是根据价值法则来决定他的生产规模吗？ 　　岭南人卓炯是中国“商品经济”理论的泰斗之一，有“北孙（冶方）南卓”之说。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吴氏挑战斯大林，卓氏张扬“商品经济”，惊世骇俗，不啻石破天惊。恰恰是他们承传并发展着岭南文化凝炼而成的“广东观念”，复苏了市场经济意识。 　　 　　“广东破茧”与“中国开局” 　　 　　由于长期以来权利意识、契约意识、自由民主意识的退场，市场经济意识的沉沦和压抑以及科学主义的缺失，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中国现代化这部汽车，步履蹒跚，一再蹉跎。直到1978年前后，在广东，在岭南，扳开观念“启动源”，于时代变革之际主动承担，率先开启市场化进程，终于唤起了市场经济观念、科学主义观念，赢来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与进军。 　　“敢为先”的岭南文化品格推开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门，并在其后的发展中延续着经济发展的盛况。20多年来，广东GDP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全年生产总值已达2.58万亿元，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