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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看想看文章 　　钱勤发这个名字，曾经是新民晚报的标志之一。 　　话，说得是不是有些大?随你怎么想，但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这里的所谓“标志”，有两层意思： 　　一是，十多年前，正是新民晚报报业的快速发展期，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经济效益上来说，这个时期都是报史上不可能忽略的一个里程碑。由于社会大环境和报业发展正相契，有利于新民晚报在经营上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故报社员工，多受泽惠。其时“三浪”之说(即一月之中多次发薪)，已在业界播腾众口；而在报社内部，则以“钱勤发”之名影射“钱，勤(频繁)发(发放)”之事功。“钱，勤发”，即代表着新民晚报的福利优渥。我不知道这么说有什么不对? 　　二是，钱勤发等一批中年业务骨干，凭借新民晚报这一平台，既能拔城于樽俎之间，又能折冲于千里之外，采写出大量令读者喜闻乐见的新闻作品，在提升新民晚报阅读率的同时，也“做大”(不是“坐大”)了自身的名声，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把某某记者和新民晚报画等号，正是当时普通读者惯常的心理定势。钱勤发这个名字成为了新民晚报的“标志”之一，就很好理解了。我不知道这样说有什么不妥? 　　时光流转，当年的“钱，勤发”，早已流为掌故；所幸的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钱勤发”，并没有因为“钱”已不怎么“勤发”而使文章也不“勤发”了，他一仍其旧，勤快地发表自己的作品，以守住自己的阵角。如果说新民晚报至今还能发挥其足够的影响力的话，和她的员工执著于那种乐观敬业的精神实有很大的关系。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像钱勤发先生一类(或一群)这个年龄层次，又是所谓半路出家的新闻工作者，还会释放出让人震撼的能量，还会勾画出中国新闻史上视角独特、耐人寻味的风景，尽管属于他们的能够为新民晚报代言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 　　我认识不少像钱勤发先生那样的新闻工作者，深感他们在为中国新闻史提供丰赡扎实而且价值贵重的史料同时，也正在成为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揆诸钱勤发们的文章行止，不难厘定他们和新生代的新闻从业者的区别： 　　首先，他们在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或做工，或务农，或从军，或经商，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敏锐观察社会的能力，这是以传导社会真实时事信息为职志的新闻工作者身上最可宝贵的修为。那些看似和新闻业务无关的经历，深刻地影响着一个记者、一个编辑把握报道的尺度(深度，广度和精度)，即对于采编对象的掌控是否臻于尽善尽美。这是一般从学院出来直接面向社会的新进之士所欠缺的。当然，时间也许会改变和弥补一切，但对于不够努力和悟性迟钝的人来说，却是永远的麻烦。 　　其次，由于他们是经过特定时代挤压而给出的一代新闻工作者，对于职业的确认，是以之前的择业经历为参照，懂得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格外在乎工作当中人的情感灌注，比如忠诚、敬业等等，并不像现在有些新生代的新闻工作者就业路径简捷单一，具有较为浓重的趋利色彩和新教伦理。阅历，使他们更富有社会责任心和同情心，更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对于工作意味着什么。所以，大多具有如影随形的历史使命感。 　　其三，他们对于语言文字的膜拜带有实现自身理想的烙印，文字功夫扎实，其中的大部分人之所以成为新闻工作者，比较深层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完成一次从文学青年向准作家、作家的转型。根深蒂固的所谓文章之“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这些人格外看重文字的表现力和准确率的原始推动力。作家加记者的身份，很能说明他们的文化结构以及对于社会现象喜欢作人文上的考量。这一点，在他们身后的新生代新闻工作者身上，毫无悬念地表现出疲惫不堪的状态。实事求是地讲，新生代新闻工作者并不先天缺少“文学气质”，只是社会发展过于迅速，使得新生代无暇或无缘呼吸、接受那种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大潮的浸润或洗礼。 　　以上所述的几点，可能是钱勤发先生等一代新闻工作者得天独厚的“职业素质高地”，自然他们同样也有无法克服的不足。须知成熟有时是世故的同义词。而世故往往是激情和灵感的敌人。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此处不赘。 　　我和勤发先生年龄相差一根(上海人谓十年为一根)，照例我应当比他更“青春”一些，事实上他好像比我更加意气奋发。在他面前，我显得如此“狷介”。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工作性质的差异，比如“前端”和“后端”(或如音响设备中的前、后级)，而是他对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敏感度确实要比我们一般人高，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接触和体验确实要比我们一般人贴近和深厚。职业特点是重要的一环，那种对于弱势群体怀有无法消泯的怜悯和同情则尤为关键。这里面，阅历，是无法绕开的因素。近年来，他频繁地运用言论这个舆论传达工具，可见他的不安和急切。 　　勤发先生出现在人们面前永远是那么的神完气足、激情饱满，我猜想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一定很有预期。熟悉他的人常常看见他性格中峻急的一面，却往往忽视了他的另一面――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