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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史学”的学术立场与基本观念解读 　　宫崎市定( 1901-1993 年) 是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师从第一代学者桑原骘藏( 1871-1931 年) ,并深受这一学派的开山祖师、”唐宋变革说”的提倡者内藤湖南( 1866-1934 年)学术思想之影响.宫崎专门研究”东洋”历史,树立了以交通史观或交流史观为主要特征的”宫崎史学”,出版了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三部曲,即《科举史》( 原题为《科举》,秋田屋 1946 年出版)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 东洋史研究会,1956 年) 、《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 中公新书,1963 年) ,成为”科举学”研究的世界级巨擘之一. 　　宫崎市定曾经指出: “制度本身就是历史的结晶.”[1]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1300 余年.围绕科举制度或者说”科举学”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显学. 　　那么,宫崎市定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研究与评价科举制度,作为历史的先行者或者他山之石,这一研究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与深思?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尝试通过诠释性地解读”宫崎史学”的学术立场与基本观念,来审视与反思近代以来的日本”科举学”的研究与评价. 　　一、民族主义观念下的科举评价 　　台湾着名学者石之瑜曾经指出: “日本知识界在开国的压力下,为了替日本追寻一个有意义的近代身份,面临两个关键问题,是否要抗拒欧洲? 如果要抗拒的话,是否要排除中国?”[3] 　　第一个问题涉及日本的”欧洲性”,第二个问题则涉及”汉学”或者”中国学”的问题.不过,这样的两个问题实质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质性的质疑,即日本如何成为且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近代国家”? 换言之,不管日本如何操作,皆会陷入到一个所谓”近代民族国家”的”陷阱”之中. 　　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是横亘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眼前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京都学派的历史学者之中,内藤湖南”在长篇累牍地奢谈中国’怎么样’、’为什么’和’怎么办’时,从未忘记为日本出谋献策.……( 内藤的) ‘支那学研究’本来就是为国家统治者的对华政策服务的”. 　　桑原骘藏则是”非常蔑视”中国人,将”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解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事实’视为己任,驱使他去进行这样研究的动机,是那些至今谁也没有解明的事实本身,而对于造成了这些事实的中国文化则未必抱有关心”.也就是说,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皆自觉地依附于民族至上主义、军国主义的羽翼之下.作为京都学派的一员,宫崎市定亦落入了这一”陷阱”之中. 　　宫崎市定研究科举的起步,正如《科举史》的《以跋代序》所阐述的,”1939 年,我本人接受东亚研究所的委托,要求在两年之内进行清朝官制与官吏选拔制度的专门研究.作为研究的中期报告,我撰写了一篇以科举为中心的清朝官吏选拔制度的文章.”[5] 　　这一来自外部的专门研究课题,也就是宫崎市定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关注科举制度的肇始.不过,所谓”东亚研究所”的委托,指的是以法西斯主义推行者近卫文磨( 1891-1945 年) 为代表的一批人于 1938 年创办的直接隶属于日本内阁的日本国策调查机构.这一时期,日本为了征服和统治中国,通过这一机构组织了不少专题性的研究,尤其注重外来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历史考察,企图由此而获得历史经验.宫崎市定所承担的,也就是”清朝官制与官吏铨选制度”这一研究课题,正是为了日本的政治目的而展开的研究. 　　这样一个研究目的,可以说渗透到了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之中.在撰写《科举史》之际,宫崎市定有意识地区分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国”,提到”( 南北朝时期的) 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反而被中国的贵族制度所同化,自身走向了贵族化.这样的王朝最终选择了进一步加强贵族制度---这一制度正走向衰弱,并树立起了与南朝贵族制度相对立的北朝式的贵族体制,由此一直延续到了唐代”. 　　到了后世,”与宋代几乎并行于世、称雄北方的辽国,夺取了中国北方、灭亡北宋的金国,灭宋而掩有四百余州的元朝,这一批少数民族王朝尽管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国情,但是皆参考中国式的科举制度而确立了独自的官吏选拔之法.”[7]不仅如此,他还指出: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满族人的中国化乃是自然的趋势,……科举制的缺失,进一步滋长了皇室贵族耽于游情安逸之风气.”[8] 　　在这样的叙述之中,作为”宫崎史学”的重要概念---”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得以登场.所谓”朴素主义民族”,根据宫崎市定的界定,也就是以契丹、女真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他们具有”坚忍不拔、服从尊长、尊崇诚实、不苟虚言、举止天真”的一系列特点.与之不同,所谓”文明主义社会”,也就是以宋代的中国社会为标志的近世文明.士大夫阶级支撑起了这样的社会,故而使悠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