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docVIP

《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白鹿原》作品中人物文化心理探究 　　【引言】《白鹿原》中人物的心理与命运研究引言 　　【第一章】《白鹿原》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地域文化视野 　　【第二章】《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3.1? 3.2】白嘉轩和黑娃的文化心理特点 　　【3.3? 3.4】小娥与兆鹏媳妇的心理特征 　　【余论/参考文献】《白鹿原》中人物心理解读余论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陈忠实用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白鹿原》的扉页，表明《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有关民族秘史的小说，而贯穿其中的《乡约》就应该是开启中华民族秘史大门的钥匙。《吕氏乡约》作为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村民约，其”以礼化俗”的方式实行的民间自治思想，是儒教文化”礼乐刑罚并重”的集体无意识的沉积。作者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使其由乡村中村民们的行为约束转化为一种具有展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文学具象，并贯穿整部小说的脉络。作品中，《乡约》是原上百姓必须遵守的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充当了”法律”应具有的社会约束力。白孝文、田小娥、狗蛋们在祠堂内接受的血淋淋的惩罚，即是乡约在社会规范下超强约束力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乡约》直接影响着作者对作品创作的构思，使作者可以从更深层理解关中文化和关学思想。 　　第一节 《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又称《蓝田乡约》（简称《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它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吕大均、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防四兄弟共同参与制订并在本乡蓝田推广的。它第一次从理性的角度系统完整地规范了关中地区农村的民俗、礼仪，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其礼仪规范时至今日依然在关中地区的农村沿用着，如婚丧嫁娶、满月过寿、节日庆典等。 　　一、《吕氏乡约》的编订和演变。 　　吕氏兄弟是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亲炙弟子，关学的核心人物。因此，重礼贵教、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吕氏乡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吕氏兄弟将关学”情-理”一体的核心思想逐渐转化为关中民间百姓遵守的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北宋被金人所灭后，《吕氏乡约》犹如昙花一现，很快被人遗忘。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经过对《吕氏乡约》的增删，编撰成《朱子增损吕氏乡约》。 　　随着朱熹学术声望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南宋后期，《吕氏乡约》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 　　明朝发展的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为整体性的乡治系统，使《吕氏乡约》逐渐由村规民约转变为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属国家制度。清朝时乡约由礼部管辖，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代表着儒家思想的士绅阶层随着乡约制度的消亡也逐渐瓦解。因此，”乡约”不仅专指《吕氏乡约》条文，还是在《吕氏乡约》 　　条文基础上形成的邻人乡里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在中国普遍长久存在的制度，它蕴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二、《吕氏乡约》主要内容。 　　《吕氏乡约》包括《乡约》与《乡仪》两部分。对德业、过失、礼仪、处世的基本含义和相互关系做了详尽地论述。 　　”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乡约》的四部分内容。”德业相劝”是对于个人的道德操守而言，”德”为”见善必行，能治其身，能治其家”等修身、齐家的德行，是个人道德的修养；”业”是”居家事父兄，在外事长上”、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等事宜的个人事业。”过失相规”将人之过归纳为三类，分别是犯约之过、不修之过、犯义之过。其中犯约之过是相对于《乡约》的四项内容而言，不修之过则专指行为不恭、懒散、不拘小节的行为，将对社会危害大的行为称为犯义之过，如诬告陷害、恃强陵人、逾礼、违法等。并规定对犯约之过的惩戒措施”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 　　”礼俗相交”则对长幼之序、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患难相恤”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可根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之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救助的办法则按所受灾难的不同而规定具体措施。如有水火之灾的”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遇上盗贼之祸的”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有疾病之灾的”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 　　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分属道德规范的正反两面，目的在于在乡民中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礼仪风俗标准，用以规范和制约个人行为。礼俗交往则以条款的方式对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及如何处理邻里关系进行了规定。而患难相恤则规定了社会合作行为，是《乡约》中最细致、完美的条款，将乡民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