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都昌文教及其在历史上的地.docVIP

儒学与都昌文教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以从朱子游于南康白鹿洞一系为例～ 一、引言 《易、贲》云「文明以上，人文也。」何谓人文？「人」，指获「文德之教」，即由于由受文化教育成为理想之人，理想之人性；「文」通「纹」，可释作「文，飾也。」《太玄经·玄掜》作「文为藻飾。」引申为「文」乃为人表逹个人性情方式。《易·贲》又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则此「人文」之义为教化，表达「文」而化之意，即「以文饰心」，主张文之主体性特质，其不单具有外在之感性形态，且具有内在道德性之蕴，乃外在之文与内在心性之统一；使引申作「人为之饰」，即人对自然进行有目的之修饰以革滌其「本始材補」之状态而光大之，体现人別于自然而又源于自然之特质；引为「饰兼善美」，则为尽善才能尽美，因而体现中国之伦理道性，艺术性等道器之统一，即中国文化之特质，此一本性乃中国文化于本原上为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性，犹如分散之枝叶通达根干，中文化有不同之文化地区，然亦有其会众为一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兼开拓之，殆周礼诸制之形成，其拓尤甚，殆春秋孔子承而扩儒学，迄汉后儒学遂形成中国文化主流，由中央随其势及政策颁行，与蒞任官师而影响各地区于儒学之薰陶，而所蒞官师于儒学造诣深浅与传播文教使命之热诚程度，于该区域儒学之深化助力尤大。然则，江西南康都昌此一区域之先展若何？窃以为有可言者，特提出就正于在座时贤。 二、蒞南康都昌官师与儒学之过化 都昌，原不知其为何方之地？后以探索江万里，逐渐知其为江西省南康之一僻县，竟为「文物之邦」。然其文物之富，始于何时？盛于何时？考之方志，始知其于上古隶于扬州南境鄱阳湖汇东之地，殆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才正式命名「都昌县」，隶江南道浩州，八年改属江州；宋太袓开宝八年（975）转隶江东路建康军饶州；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置南康军，治星子县，改饶之都昌隶属焉。明人王麟洲称都昌于宋之前其地「人类多质樸而之彩不耀！」而于选举，清狄学耕等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俱无考。」核之明《江西通志》皆然，则学校文教功似未显，但进士及徴辟自宋特详，以此观之，即知都昌文教乃盛于宋代，尤以南宋为然。然爰自何人而兴化？乃周、朱二子之过化也。宋前蒞都昌、南康官吏，其中于文教推广之力皆不如其吏治，或有偏于佞佛或他者，虽有名列〈名宦传〉、或祀名宦祠，然皆不及周子、朱子以儒学为倡导所影响都昌文教之宏大也。元儒虞集〈重修儒学记〉云： 昔孟没，而道学失其传，周子起于千载之下，而传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圣经贤传之旨，论说传受之备，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为郡也，蕞尔湖山之间，及百年周子、朱子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以哉？ 且都昌之为邑，俗尤淳厚，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四君子者，实从朱子遊，讲学之懿，修行之笃，传诸其家以及乡之人者，尽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犹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馀年矣，今县令豫章于友信以为其曾大父尝及朱子之门而邑教谕；清江宋釗以为一官五年，懼无以自见于学校，相与悉力于庙学，功成之日，使来求文以记之。按：郡志都昌之学，始建于唐咸通中（懿宗朝，860—873），宋因 之，建炎（高宗朝1127—1130）之后，更作者皆有记可考。 由此〈碑记〉，知都昌官学始建于唐代懿宗朝，爰自周敦颐、朱熹先生之蒞南康，重学以兴化，尤以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