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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命运，尤其是它在近、现代哲学革命中的发展历程，对当代哲学重建与科学革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对终极存在的追求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总特征。通过它，形而上学达到了对世界统一性的把握，由此形成了对世界万物和现象的解释。这种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始终指向一个终极目标——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寻找人生意义的根基。它们相应地决定了形而上学的主题——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科学作为人类把握终极存在的一种方式，无疑与形而上学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主题作了规定并确定了它的基本特征。在发生了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被哲学家们运用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新的发展。即使在“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中，它也没有因遭到批判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现代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重建形而上学，因为它是人的禀性，是科学的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早已不止是亚里士多德的其部书的名字，从一诞生之日起，“形而上学”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漫长的西方哲学演进过程中，形而上学的含义时有变更，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理解或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但形而上学始终是说之不尽、挥之不去。康德说，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黑格尔则视形而上学之于一个民族如神之于一座宙宇，形而上学的至圣地位可以略见一斑。经过从古代到近代的艰难延续，形而上学在现代又面临着新的挑战，马克思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对之展开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视为一堆不符合逻辑法的无意义的陈述而予以拒斥，海德格尔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克服形而上学之路。尼采从道德心理寻根溯源，以期取消神学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来自“道德光学的幻觉”，即道德心理的虚构。人们把世界加以二分经过这样一种道德心理过程：此岸世界是有条件的、充满矛盾的、令人恐惧的，因而根据道德原则必定存在着一个无条件的、摆脱矛盾的、令人神往的彼岸世界。正是对此岸世界的失望，促使人们想象一个更有价值的彼岸世界，并武断地宣称此岸世界是没有实在性的。其实，彼岸世界才是虚假的，认为此岸世界是虚假世界的说法恰恰说明它具有实在性。实际上，他有时干脆把神学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当成一个东西，认为可以一以贯之地进行爬梳。形而上学滥觞于柏拉图。柏拉图虚构一个“真正世界”（理念世界），并把它许诺给“智者、虔诚者、有德者”，要求人们象服膺真理那样拜倒在它的脚下，遵守它所规定的道德律令。康德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仍是一个旧的太阳”。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形而上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发挥康德的怀疑论，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既然“真正世界”不能达到，那么可以认为不能达到就是永不知道。尼采看到，即使象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也在寻求“真正的实在”，力图把形而上学建立在“罪恶与盲目意志”的基点上。由此之故，尼采十分赞赏孔德的勇气，认为它象征着“实证主义的鸡鸣”。　　通过考察形而上学历史可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兼有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两种因素。基督教神学发挥了柏拉图后一种因素，而康德等人的理性形而上学的主要来自柏拉图前一种因素。可见，柏拉图是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源头决定了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具有共同的特征在所谓“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康德实际上已发动了一场革命，其影响直接波及现代西方哲学。只有清楚认识了这场革命的内容和重要作用，才能对康德哲学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家特别是近代唯理论哲学家解决问题的典型方式是：无须凭借经验，单凭人类理性即可认识实体，并据此演绎出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实际上，这是一种独断论。所以，当西方近代哲学着重研究认识论问题时，不仅唯理论自身暴露了理论困难，而且也遭到了经验论的打击，特别是遭到了休谟的彻底批判。这一切使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时，形而上学已由“科学的女王”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妇人”（康德语）。形而上学的危机是迫使康德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行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前提。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有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也有研究道德论的部分。在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中，康德批判地考察了以往的形而上学，指出以往形而上学的作为对象的存在实际只是现象，当他从他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部分进入到道德论的部分时，他坚持道德论的部分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部分。首先，康德意识到，以往形而上学中讨论的很多问题，诸如感性、理智、理性、知、情、意等等都是属于人的，因此，形而上学也应通过人并为人而设立，它应直接以人为对象，以人类学为基础，对一切人都有用。其次，康德对人、人的本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我们不应当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理解人，例如像休谟所作的那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