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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直尾追美军 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军改是一场革命。谭嗣同说：“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谭嗣同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与火写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 　　商鞅变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改革。当时列国争雄，思想正从争鸣的庙堂走向变革的旷野。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种。改革是唯一的活路。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引到这条生路上，自己却走上了死路。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冒险犯难。秦人有血性，无规矩。 　　商鞅为他们制定了规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涵养浇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变得更加刚烈了。商鞅身体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间，也预示着秦国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因此，他的死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境界，百世之后，仍让人感奋不已。 　　更新观念最重要的有两步 　　拿破仑说：“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句话不仅说明拿破仑重视学者，更道出了他能打胜仗的秘诀：带着先进的军事理论前行，带着创新的思想前行。 　　他的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分队——数百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书籍和研究设备，可谓别具一格的“学者”军队。学者是拿破仑军队中最优良的装备。由于有学者，才有新思想。 　　纵观历史，由于思想未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脉搏，一次次错过军事变革机遇的例子层出不穷，例如，元帝国错过了火药革命，清朝未能抓住工业革命。 　　陈旧的观念就像泰山一般沉重。几年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时，有记者向他提了个问题：中美之间的距离有多大？这位会讲汉语的大使毫不犹豫地说：“一百年!”笔者为这句话感到震惊。仔细想来，他讲的距离不是指经济，不是指硬件，而是指思想观念。 　　观念是软力量，但却是决定性力量。军事理论一日千里。美军一直站在军事理论创新最前沿，从海权论到信息战，从空地一体到全频谱作战，差不多每隔几年就推出一个崭新的军事学说。伊拉克战争中体现的以“震慑理论”为基础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思想，就是对海湾战争中“压倒性力量优势”理论的大胆否定。 　　不断地自我否定，强烈的超前意识，这是美军改革的两个显著特点。随着高科技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高科技的内容变化越来越大。今日的高科技，几年后就是古董。当整日都在呼喊“高科技!高科技!”之时，高科技冷笑着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思想必须革命，观念必须更新。更新观念最重要的有两步：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再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我们的目光应当像探照灯一样，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 　　军事领域的变化比想象的要快很多，甚至是所有领域中变化最快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尖端技术和思想都最容易用于军事目的。当你触摸到战争本质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海湾战争后，全胜而归的美军参战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没有要求加官晋爵，而是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施瓦茨科普夫角色的转换在笔者看来是那样惊心动魄，甚至比世界上第一场“直播战争”(海湾战争的别称)中美军对伊军疾风骤雨般的打击还要让人惊心动魄。 　　军队的强大绝不仅仅体现在高精尖武器装备上，更体现在思想和观念的强大上。马岛战争以来，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对称战争，根本原因是一方思想观念先进，另一方思想观念陈旧所形成的不对称。 　　只有革命才能找到真理。真理不会灭亡，但极易受伤。而谬误则相反。 　　军改首先要改人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 　　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 　　如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中原军区的李先念等等。由于拥有这批人才，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时的薄弱环节。 　　1963年，毛泽东在凭吊罗荣桓的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既是一个分野，又像一个谶语。自第一代将领凋零之后，我军一直期待出现席卷天下时的那股人才潮。 　　今天我军人才队伍建设又到了“爬坡”阶段。这个“坡”，比当年的“坡”艰难百倍。因为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不进行一场革命，